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常常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国际问题以及两岸关系，几乎达到某种炒作的地步，这让我有些感慨。美国再不好也没有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民进党再可恶也没有造成中国发展中的严重问题，而实实在在威胁这个民族生存的正是一些亟待解决、但仍未引起重视的国内问题。这些问题被按下不表，意味着中宣部控制舆论的模式的成功，但结果是对中国的发展机遇造成重大伤害：居危思安，亡羊不补牢。比如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已经威胁着中国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生态恶化及其严重性，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隐患，提出呼吁，但声音太微弱，没有实质的作用。必须有媒体跟进，在全社会就政治改革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
   
   中国媒体特别不愿意碰敏感棘手问题，但这恰恰是媒体的责任，它如同社会机体的免疫系统，但却放弃了与病菌作战的责任。然而，这些敏感棘手问题不会自动消失，肿瘤也会与时俱进。比如，政府执政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制衡，缺乏监督，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所以官官相护，贪污腐败成风，积重难返。这样的体制，指望它能自动变得清白，根本不可能，除非这些官员一夜之间变成天使。天底下没有这样的好事。在这里，新闻舆论必须发挥其白血球、红血球的功能。
   
   如果官员都是天使，政治改革就没有必要了，但如果这些官员都没有基本的道德良心，政治改革也是不可能的。恰恰因为这些官员都是人，如同你和我，既有七情六欲，又有基本的道德意识，所以政治改革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我们谈政治改革，无非是在既定的体制中寻求实现更多更大的社会正义与公义，叫做兴利除弊。没有人说这可以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指望它一步到位、一劳永逸实现，它必然是一个不断努力、不断改善的过程。但有一点是绝对的：免疫系统不能有半秒钟停下来，停下来就意味着机体死亡。

   
   政治改革不但是很实在、很基本的现实要求，也是很实在、很基本的道德诉求。可以说，反对这样改革的人，没有资格在政府与公共部门服务，因为他连常人的基本道德水平都不具备。这样的人在国家公职人员中是少数，我看在中国共产党中也是少数。所以问题往往不是要不要政治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革的问题。那么，应该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更大的社会公义呢？在我看来，一是负责任的媒体，一是独立公正的司法。所谓负责任的媒体，就是要真正反映民意，真实反映社会发展的脉动，这样的媒体才是世界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吹牛拍马、掩盖真相无疑是落后文化的残余现象。其落后性在于它毫无例外地导致愚昧与愚蠢。再看司法。司法的公正独立是任何社会正义的最基本的条件，没有这一条，这个社会必然是一个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社会。所以，我们要讲人的尊严，就先要讲媒体与司法的尊严；要讲人格的独立，就先要实现媒体与司法的独立。
   
   总之，媒体与司法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双重变奏，少一个都不成调。独立公正的司法可以促进媒体的独立公正，同样，媒体的独立公正将保障司法的独立公正。所以两者要平行推进、相辅相成。比较而言，在过去数年中，司法的情况改进较多，而媒体的改革则严重滞后。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大业中，政治改革是最大的滞后因素，而在政治改革中，媒体又是最大的滞后因素。所以，中国急需立一个"新闻法"，促进新闻与舆论领域的进步。中国的媒体不是不能向外看，不是不能揭露美国或台湾的问题，但它的首要责任是反映与揭露影响国家发展最重大、最紧迫的问题，并做到快速、准确，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与行动。中宣部办新闻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文化形态中最落后的管理方式，说它是中国社会的爱滋病，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它让中国社会丧失了其免疫系统的基本功能。
   
   (自由亚洲电台)
   (5/21/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