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跟大家讨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条件以及台湾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中国和平崛起的内部条件。老实说，这个形势要严峻得多，我们甚至不能说，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和平崛起的内部条件。没有这个内部条件，所谓和平崛起只是一种可能性，还不具备现实性。那么，什么是这个内部条件呢？
   
   学者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但在我看来，中国和平崛起的内部条件，不过是一个字，这就是一个“民”字，亦即公民的“民”，民众的“民”。一百年以前，严复讲“强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应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三民主义”，在清朝末年显然没有实现；到了民国，孙中山倡导“民生、民权、民族”，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共产党又提出了“三个代表”，我看是这个“民”字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条不解决，一切都是空谈。
   
   其实，中国具有悠久的民本思想，可以远溯到孔子、孟子。但历代统治者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把那个“官”字越搞越大，而那个“民”字则变得越来越小。难道不是吗？统统都是以官为本，所谓“以民为本”不过是嘴巴上说说而已。这个体制的结果是，民众的个体素质与整体素质不断下降，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演变到今天，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了。凭这样的素质，中国想翻个身、挪挪地方有可能，但要真正崛起，根本不可能。换句话说，中国的崛起在于老百姓真正站起来，在于老百姓的个体素质与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在于他们焕发真正的自主与主导作用。这个东西不是政府或一部分精英可以代表或取代的。民众与政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不是船高了水就会跟着涨。恶劣的民众素质必然导致恶劣的政府素质。

   
   那么，怎样才能让这个水能涨呢？在我看来，无非三条。一是靠教育，愚昧的人永远无法提高素质。但是光有教育，并不等于高素质，这就好像说，奴才的教育水平再高，还是奴才，奴才的素质再高，还是奴才。所以第二条是靠人权，有了人权，奴才才可以成为公民。也就是说，公民素质必须靠公民权利意识的高度发达，以及公民权利保障的高度发达。一切都要看当官的怎样说，当官的为所欲为，平头百姓逆来顺受，这不是公民权利意识高度发达的表现，也不是公民权利保障高度发达的表现。第三条是靠法治，因为没有法治，个体的素质不能变成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综合素质。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历尽艰辛曲折，现在看起来，最大的教训是未能把这个“民”字充分落实。向“钱”看比向“左”倾要好，但财富积累并不是崛起的保障，甚至不是崛起的主要指标。所以，国家政策一切都要向这三条回归，亦即教育、人权与法治，一切都要落实到公民的个体与整体素质的提高上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民”字的问题。我们提倡民主，但必须清楚意识到：民主不是万能的。印度的民主制度成功地实行了半个多世纪，印度还是没有崛起，原因还是素质问题。可见民主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提高素质才是崛起的充分条件。所以，民主建设应该是实现高素质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条件与手段，这样的民主化进程，才不会偏离提高公民个体与整体素质的永恒目标，才能与民族复兴的过程互为表里。
   
   而且，公民素质的最高境界是公民的自由，它是一种积极自由，不仅仅是消极自由，也就是，公民具有自我提高、自我改善的能力，改善自身环境的自由，主导变革的自由，一句话，公民的首创精神与行动。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和平崛起的内部条件了。
   
   (自由亚洲电台)
   (5/18/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