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福建省福安市农民罢免市长的运动，合情合理合法，引起外界的关注，在我看来，这个事件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其指标意义与象征意义皆可圈可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它象征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在逐渐上轨道。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这个事件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指出了一个大方向，亦即民主化的底蕴是法律制度的一场革命。老百姓要民主，这就是法制建设的动力与火车头，而法制的完善、基本权利的保障则是民主列车的终点站，也就是老百姓要民主的目的。换句话说，民主运动不是“权力”革命，而是“权利”革命，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或人权上。否则争取民主的斗争就难免变成政治野心家的作嫁衣裳。难道不是吗？毛泽东当年搞的就是农民的权力革命，他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但推翻了又怎么样？农民的基本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所以，“权力”与“权利”一字之差，非同小可，在某种意义上，它凸现中国一百年来政治现代化的误区与悲剧，其血泪教训真是一言难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化必须以法制建设为载体以及实现形式。
   
   其次，中国的民主化以及政治现代化要从地方与局部开始，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不能指望一个奇迹、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领袖人物，或一蹴而就的“变天”。政治现代化、民主化要从地方开始，一个案子接一个案子的积累，一个福安市接一个福安市的改造，这正像美国政治中常说的一句话，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性的。为什么地方政治是民主进程的核心内容？因为民主政治本身就是关于一般民众的利益纠葛的事情，民主政治不是乌托邦，而更像是人们争权夺利的一种公平规则。福安市农民的行动是从具体利益纠葛中发生的，这些具体利益正是建立真正的“法治国”的策源地，当然也是民主化的动力源。

   
   最后，这个事件标示着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第二次握手。毛泽东说知识分子要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完全正确。但他所领导的农民运动，亦即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第一次握手，从某种意义上看，是知识分子的痞子化、边缘化，与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与文化使命相背离。这次福安市的罢免运动是几个法律专业人士所主导，通过法律救助的形式，成功地实现了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但这第二次握手，与毛泽东所搞的第一次握手，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在这新的结合中，知识精英没有堕落，没有被权力欲望冲昏头脑，没有把政治权力作为追求的目标，没有忘记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与历史使命，也就是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使命感。如此发展下去，不愁中国政治现代化不上轨道。
   
   (自由亚洲电台)
   (4/23/2004 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