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国家，道德正确最重要，或政治正确最重要，但在中国，因为国情特殊，我认为“格调正确”最重要。大概因为其“特殊材料”，我宁可容忍专制的共产党，也不能容忍没有格调的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当务之急不是改革，而是改“格”，格调的“格”。什么叫格调？发生在李隆基与杨贵妃之间的，叫做“有格调”，有白居易《长恨歌》为证；发生在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之间的，叫做“没格调”，有李志绥先生回忆录为证。红楼梦中的焦大骂贾府，说除了门口石狮子是干净的，骂得好，贾府的确腐败，但那是“有格调”的腐败，有审美价值。共产党腐败，没有审美价值，吃相太难看，这一点共产党不如满清的遗老遗少，在格调上不如。今天如果曹雪芹再生，写一部共产党的“红楼一梦”，恐怕写不出大观圆风光，也写不出“金陵十二钗”。因为共产党缺乏那一点格调。

   不错，慈禧太后政治上昏庸无能，不如胡锦涛，但在文化上，慈禧太后要比胡锦涛更有格调。起码来说，慈禧太后提倡一个京剧班，带动京城上下的文化风气，追求一点艺术美感，温文尔雅；而胡锦涛放任一个中宣部，带动京城上下的假大空风气，俗不可耐。共产党政治一手强，文化一手弱，与满清刚好相反，所以平衡起见，我认为共产党与其改革，不如改“格”，亦即先提高一点品味格调。比如，官场里的吹吹拍拍，或拍马屁文化，太庸俗粗鄙了，应该改一改，如上所述，即使你贪污腐败，也可以提升一点格调，反映一点文化素质，不要俗不可耐。

   在对外关系上，也有一个提高格调的问题。比如，在对日关系上，先是鼓动青年学生打砸抢，格调太低，后又撇清，反手镇压他们，还是格调太低。不久前，吴仪访日，中途打道回府，把个“吴仪”变成了“无仪”，我看还是格调不高。小泉为什么不可以见？怕什么？他日本有个长发“蓬客”，你中国不是有个短发“铁娘子”吗？小泉可以胡言乱语，吴仪难道就没有一张嘴了吗？吴仪完全可以当面反驳小泉，可以当着日本媒体的面，面对日本公众，直言痛斥小泉，这总比躲着不敢见要强，比脚底下抹油要强。整个事件，中国原本是有理的，可这样一来，有理也变没理。外交部最喜欢“大国外交”，这一次却搞成十足的“小家子气”。为什么？原因在于格调不够。

   可见格调还是很重要：一个人没有格调，就没有人格；一个党没有格调，就没有党格；一个国家没有格调，就没有国格。那么什么东西让共产党没有了格调？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历史原因是毛泽东搞极左，把精英痞子化，又把痞子精英化，结果是精英不精英，痞子不痞子，或者说，精英比痞子还痞，痞子比精英还精。此外还有现实原因：亦即中宣部少数文化太监，明明已经没了，还要耍流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奇怪、更不自然的事情吗？中国国情。哈姆雷特说：“女人，你的名字是软弱”；我说：“中国，你的名字是悖论”。

   其实，胡温新政，开局不错，有一股清新的形象，但败在矫情，文过饰非，格调不够。难道不是吗？在中宣部的运作下，好话也变成脏话，不是虚情，就是假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拍马屁，不能说不是一种“与时俱进”。贺国强率先搞“保先”，中宣部跟着“复旧”，多年不见的吹吹拍拍的官场风气大肆回潮，一个“李林甫”转出千万个马屁精。现在，各级领导的马屁都拍粘了，味道也出来了，官场到处是马厩的味道，到处都是疾病的温床，禽流感的温床。所以我说，共产党先不要搞政治改革了，因为条件不具备，怎么改都会走味变质，故现实一点，不如先改“格”，亦即提升格调。我想，即使是专制，也有一个格调高低之分。

   格调正确既不等于政治正确，也不等于道德正确，但格调的不正确会使原本正确的东西，变味走调，变得不那么正确了。共产党强调领导阶层年轻化，是政治正确，但最高领导人都把头发染得漆黑发亮，就是格调的不正确，因为太不自然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所有最高领导人都去染发，油头粉面的，有这个必要吗？同样，“保先”是道德的正确，格调的不正确，因为太假了。中宣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政治的正确，但压抑不同意见，封锁消息，控制互联网等，就是格调太低，矫情而不自然。胡温新政，强调“以人为本”，我认为非常好，但这个“人”应该是真实的“人”，说真话的“人”，不是假名假式假招子的“人”，因为那实在不是“人”，而是“党棍”或“机器”。为了提升中国官场的格调，作为政治进步的基础，我希望胡锦涛做两件事，一是停止染发，二是制止中宣部的矫情。共产党最好的传统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5－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