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于政治人物而言，是很严肃的事，这就像金钱对于商人而言，是很严肃的事一样。叫做“在商言商”，所以“在政言政”，那也是一点不含糊的。政客们为了夺权权力，该杀就杀，该骗就骗，该不要脸就不要脸，政客们为了捍卫权力，也是该杀就杀，该骗就骗，该不要脸就不要脸。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说到底，就是这个最不文明的政治厮杀的历史。

   那为什么还有文明呢？原因是人类在政治之外还有文明。换句话说，所谓“政治文明”不是政治本身发生的文明，而是在政治之外发生的文明现象。这些文明现象被引进到政治过程中，就姑且叫做“政治文明”。所以说，要想让政客不弄权，这就好像让商人不赚钱一样，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那些即不“在商言商”，也不“在政言政”的人来说，有一点幽默感太珍贵了，从文明发展史看，它足可避邪。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平头百姓并不要权力，也不要腰缠万贯。当然，他们可以被一个美好的理想所欺骗，而为了那些争取权力的人抛头颅，撒热血，最后是政客坐收渔利，也可以被一个投资骗局所愚弄而倾家荡产。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要奋斗就要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要让他牺牲半点权力，那是不可能的，但牺牲成千上万条人命，不在话下。他搞文革，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边缘，现在看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与刘少奇争权夺利。

   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毛泽东说是为了真理，他也可能骗他自己相信，他是为了某种真理，通过自欺而欺人。但他骗不了历史，骗不了后来的人。毛泽东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权力”两个字作祟。可以说，权力这个东西是容不下真理的，稍微读一点历史，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所以，我最大的希望是，权力既然没有真理，总可以允许有一点幽默。中国政治如何发展，有很多理论与说法，但作为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我认为中国的政治突破是允许一点幽默。老百姓谈政治，评判政治，胡说八道，就是一点幽默。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在看起来是幽默。但是在当时，你要是说他老人家千岁、千岁、千千岁，那就可能被杀头。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不知道有多数人因为这点幽默感而死于非命。看起来有一点幽默并不容易。

   国民党、共产党当年一场内战几十年，死了上千万人，今天看起来，一边是连战连先生，一边是胡锦涛胡先生，在为两岸的问题，和平统一，绞尽脑汁，看起来还是要“分久必合”。连那些杀得眼红的将领们，现在都杯酒释恩仇，都混在一起搞统战，不管是你统我还是我统你。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良心发现一下，想一想那上千万冤魂，他们死得该有多冤啊。早知如此，真不如当年多一点幽默感。

   这就是政治，人性中所有邪恶都汇集在这里。不是说毛泽东后来变坏了，而是说，他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政治是必要的邪恶。在人们只看其“必要”时，或许有价值。超过“必要”，就是邪恶。而能谨守“必要”限度的，又谈何容易，那是“圣人”，如中国的孔子，美国的华盛顿，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中国人常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出于无奈，被迫当兵的，不乏好人，而出于有意识或下意识的权力欲望，自愿从政的，几乎都是坏人，用佛家的话，都是“贪嗔痴”。毛泽东就是如此，他早年没有那么坏，是因为他那时还没有坏的机会。一旦有了权力，所有坏的机会都有了，所以照我说，绝对的权力不是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是导致绝对的邪恶。

   为什么说是“邪恶”？因为，权力一绝对就不容忍政治的一点点幽默感了，不容忍政治野蛮机器之外的一点点“文明”气象，嘻笑怒骂是一点点幽默，弥衡击鼓骂曹是更大一点的幽默。不要小看这点幽默感，它是美国政治没有变得邪恶的原因，也是中国在毛泽东统治下政治走火入魔、走入邪恶的原因所在。政治没有大道理，因为权力没有真理，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是老百姓要养家活口，要过日子，要传宗接代。而政治文明端赖这一点“胡说八道”的幽默感。（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4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