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读了托洛斯基的自传，又涉猎了一点批判法学的材料，为目前写作计划的一部分，但顺便的，就想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知识分子指读书人，狭义的知识分子指反思者。现在文化普及了，都是读书人，所以几乎人人都是知识分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亦即有的人读书多，有的人读书少。但狭义的知识分子必定是少数。首先，从素质要求来看，他们不但必须有反思的能力，还必须有反思的勇气、意志与勤奋，这种人不多。其次，他们的存在对于社会而言，成本太高。养这样一个人固然要社会成本，但更重要的是，容忍这样一个人也是要社会成本的。
   
   作为一个社会的阶层或群落，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反思历史，反思文化，反思社会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换句话说，他们更应该是那个社会的勘查队，任务是探矿找油，当然有时要打一两个井，但这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他们的工作是找资源，不是开采资源。开采资源应该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管理精英的主要任务。后者属于广义的知识分子。
   
   反思的这一性质意味着，狭义的知识分子是居无定所的，是不稳定的，而且具有某种破坏性，有时是创造性的破坏，他们往往以此自诩，但社会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风险，亦即他们起到的破坏性作用是完全负面的。

   
   实在说来，思想的勘探工作，与在自然中的油矿勘探工作不一样，自然的勘探要到人迹罕见的地方去发现新矿，而思想的勘探则是在传统中发现新矿。不是有一种说法吗？任何你想说的话，任何你可能说的话，前人已经说过了。所以，严格说来，思想的新矿不是发现，而是重新发现。不过中文的“重新”是两个字，分开来，一个是“重”，一个是“新”。如果这个“重”与“新”搞得好，那么社会可以享受传统达到某种新的排列与组合，焕发新的生命力，即具有稳定与应变的双重好处。但是，如果这个“重”与“新”搞得不好，那么这个社会承担的成本就会非常大。比如，清末时期反思的知识分子的工作，我认为做得不是太好，起码有一点失了方寸把。该“重”的没有“重”够，不该“新”的乱“新”，中国后来的现代化道路历经种种曲折，他们是有责任的。美国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那么，该怎么评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工作？是不是足够深入？是不是有开创能力？成绩不是很满意。我觉得，有必要追问三个问题。其一，我们是不是把共产党看得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轻了？这好像是在重蹈清末明初的覆辙，知识分子开始是把慈禧太后与光绪看得太重了，后又把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看得太重了，民国政府看得太重了，等等。当然，现在我们又把眼睛都钉在共产党的身上。捧共产党的对共产党目不斜视，难道批共产党的也要对共产党目不转睛吗？其二，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满足”感呢？美国经济学家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1992)曾对美国的知识精英提出类似的批评，对我们也合适。说穿了，这是一种有害的上等人的自我陶醉感，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或理论上是正确的，而因此不必负社会责任。其三，我们是不是对下层老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呢？这一点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一点士大夫气，似乎不如西方的同伴。因为从穆勒算起，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一直有比较好的自我意识。
   
   看起来，作为反思者，还是要从反思自身做起，多一点对反思本身的反思，多一点对批判本身的批判，应该说没有坏处。 (2005-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