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和22日，对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弱势群体来说，对于冤死于收容所的年轻孙志刚及所有收容遣送制的受害者来说，是两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8日，中国各大媒体同时发布"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废除收容遣送办法"；22日，发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在8月1日启用新办法的同时废止旧办法。在新办法的18条中，当局尽量与国际通行的救助原则接轨，以"救助"代替"收容遣送"，以"被救助者自愿"代替了"强制收容遣送"，以"政府财政"代替"被收容者的自我赎身"，以"民政部负责救助"代替"公安局执行收容遣送"，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自愿救助，为民间慈善事业的合法化开了绿灯。　　

   尽管如此，在户籍制和暂住证制没有同时废止的情况下，新办法的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路，如果没有其他歧视制度废止与之配套，新办法就很难落到实处，制度歧视也无法从此消失。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中国的人权保护走向制度化的一个标志性改革。虽然，最终决策来自当局，但推动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来自民间：从孙志刚案的爆光到政府做出制度变革的决策，民间对收容遣送这一恶法的持续多年的批评，终于因一位年轻生命的惨死而有了差强人意的结果。

   强大压力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民间社会就对收容遣送制提出质疑。回顾这一日益强大的民间维权运动的过程，特别是回顾从孙志刚惨死到收容遣送的中止，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民间维权运动之声的响亮，政府对民间诉求的回应之迅速，的确创造了改革以来制度变革的空前效率。而起到关键作用的力量，无疑是恶法、酷吏、暴民共同构成的制度性邪恶，所引发出的媒体监督和民间维权运动的强大压力。

   最早，3月17日，被非法收容的孙志刚，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对恶法酷吏进行反抗，在短短的三天内便冤死于收容所；一个多月后的4月15日，《南方都市报》克服了重重阻力将此案爆光，顿时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社会效应： 4月26日，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对此案的激愤谴责，成为境内外中文网站的热贴；接着又有众多媒体的跟进报道和相关评论，许多法学界专家甚至政府官员也加入其中，年轻法学家萧瀚对此案的高度关注尤为凸出，他个人就此案连续发表十四篇评论。专门研究户籍制改革的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元太，也公开加入到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的民间行列中，他称自己是一直质疑由公安局执行收容遣送的警察。

   最值得提及的是，由民间义愤所推动的网络签名抗议运动（孙志刚案的网上点击率之高，仅次于SARS危机），第一封网上签名信出现在4月27日，由东海一枭发起，迅速征集到数百人的签名支持；接着是秦晖和杨支柱发起的致最高检察院的公开信，签名者也高达四百多人；继而是罗干等中共高官介入此案，表示一定要彻查此案和严惩凶手及失职官员。但民间社会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继续向官方施压：5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披露许志永等三位法律博士给全国人大的上书，要求对收容遣送进行违宪审查；接着四位法学家致信最高检察院，再接着是贺卫方、季卫东、萧瀚等五位著名法学者给全国人大的上书，要求就此案成立专门调查组和就收容遣送制进行审查，此上书还破例由一位人大代表转交人大有关部门。此间，众多媒体纷纷用专题的方式对此案进行跟踪报道和分析评论。

   虽然对此案的审理和判决，还有诸多疑点必须追问，但民间诉求则明确单一：还孙志刚以法律的公正和废除收容遣送这一恶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正是由于民间和媒体联手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政府才会如此重视此案，对凶手做出判决，对23名相关的官员做出行政处罚，并做出中止实施多年的恶法决策。本来，有关人士对废除收容遣送制的估计，大都倾向于明年两会之前，很少有人预测到会如此之快就做出了中止旧法而出台新法的决定。由此我们看到了民间自发维权运动的巨大力量。

   个人维权－媒体爆光－民间施压－高官干预－媒体追踪和民间压力继续强化－政府做出决策。

   这一链条可谓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推动制度改革的杰作，在此意义上，怨死于收容所中的年轻孙志刚，无异于民间抗暴的英雄，他对恶法酷吏的反抗，固然是为维护个人权益，但他的死在社会效果上，却最终导致了恶法的中止。所以，他是为所有从今以后得以免除受收容遣送歧视的人们而死。如此民间英雄的出现，有赖于媒体和民间的强大支持；正如蒋彦永成为SARS危机中的真话英雄一样，也大致遵循着相同的过程和逻辑，区别只在于媒体的爆光源不同：蒋彦永真话由境外媒体最先爆光，而孙志刚案由大陆媒体最先爆光。二者相比，后者对于大陆民间社会的自发扩张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民间英雄

   在此案中，民间扮演了主动的角色，而政府只是被动应对。而这，既是改革以来社会进步的深层逻辑（相对于政府主导的表面逻辑），也是中国整体转型的正途--与其把十几亿人的福祗和国家的未来交给中南海的"新政"，远不如每个人从民间立场做起，每一媒体从新闻独立的本位做起，个人为争取自己的福祗而要求且捍卫应得的基本权利，每一媒体为争取独立地位和监督政治权力而挺身而出。在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上，一个人维权的勇气会激发众多人的参与，一个媒体的监督有效会带动诸多媒体加入，二者合力推动的维权成功，就可能形成制度变革的契机。

   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最终动力和有效途径。

   （BBC)(7/16/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