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胡锦涛讲话全文，核心只有一个：怎样把“三个代表”这一维护现政权的新工具用好。“稳定第一“是大前提，一切其他策略，全部是在这一大前提下的灵活选择，甚至怎么干都行。而对于改革以来的政权来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保持稳定的指导思想是“吃饭哲学”，其最佳策略是“经济优先”和“GDP崇拜”。于是，“只要稳定，怎么干都行”，就变成了“只要经济高增长了，怎么干都行”。所以，“先进生产力”居于“三个代表”的首位，在构成先进生产力的各要素中，居于关键地位的制度要素和人力要素，都曾经是与中共性质不相容的：经济制度上的资本主义及其市场，人力上的有产阶级——资本家及知识分子。

   胡锦涛对“三个代表”的解释，首先也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生产力优先”。他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他对“生产力优先”的创新性解释，也就是从胡温上台以来，在所有重要讲话中都强调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他在总结抗炎的胜利经验时，也强调了“抗炎和发展经济”两手抓。

   新华社七月二日发表了十四位省部级干部学习三个代表的文章，也进一步验证了这样的底线。他们的发言甚至很少凸出“立党为公”，而大都把落实“三个代表”表述为“执政兴国”，“执政兴国”的主要手段就是“保持稳定”和“发展经济”。在谈及如何落实“执政为民”时，这些高官主要谈及怎样兑现物质上的“小康承诺”，仍然是“吃饭第一”和“生存权优先”的猪哲学。

   谁说中共现政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经济拜物教”正是马克思主义粗俗唯物论的“与时俱进”，也是中国漫长的独裁政治总结出的实用主义天条：“民以食为天”。而在毛泽东制造了饿死几千万国人和贫困的票证中国的大灾难之后，中共现政权把“吃饱饭的小康”塑造成政绩神话或执政奇迹，自然理由充足。用高增长和吃饱饭的政绩，来代替社会的综合发展和人对自由的本能欲求，也就成为现政权的自我辩护。在中共的统治逻辑里，“吃饱”就是“天大地大的事”，牧羊者能够让羊群吃饱，“天大地大”就转化为“不如党的恩情大”。比天地还大的党恩，经常通过回顾中国漫长的饥饿历史来强迫民众忆苦思甜，以此支撑“今天是中国有史以来发展得最好时期”的自我标榜。这种体制逻辑对被统治者的要求形成了循环论证：让我代表你们，你们就能吃饱；既然我让你们吃饱，我就有权强行代表你们——不管你们是否同意。“吃饱了知道感恩”，才是良民；而“放下碗骂娘”，就是刁民；良民被奖励，能够坐稳奴隶地位；刁民不愿做奴隶，就要被镇压。

   温家宝的首次香港之行，也时时刻刻践行着这种“经济拜物教”。温家宝给香港经济送上了政策优惠的“大礼”，在公开演讲中也大谈如何重振香港经济，甚至还指出香港经济的结构性弱点。而对敏感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港人的主流民意和国际主流社会皆反对的23条问题，温家宝却刻意回避，甚至要避开与香港大学生的见面。有人就23条提问时，温家宝也是顾左右而言他：“我们希望香港创造一个有利于外资进入香港的稳定环境。”这样模糊的回答，也离不开“外资”，他所指的“不利于外资进入香港”的因素，显然是指政治上反23条大游行。他在庆典酒会上的讲话强调：只有稳定和团结，才能振兴香港经济。

   这样的“稳定第一”和“经济拜物教”，也成了董特首及亲共挺董的香港富豪们的口头禅。在此次23条所导致的港府执政危机中，董特首多次讲话都强调：当前香港的首要任务是“重振经济”，而重振经济的关键是“稳定和团结”。如此大陆腔调，甚至在宣布押后二读的讲话中也在重复。在中共政协里当了数年花瓶的大亨霍英东，对如何化解当下的意见是：“香港是个经济城市。我们应当多讲经济，少讲政治。这才会带来社会稳定。”50万人走上街头的民间政治行为，已经击碎了霍花瓶的谎言，也已经驳斥了“港人只关心金钱而不关心政治”的偏见。因为，今日香港，前有北京钦定的特首，背靠独裁大陆，港人的自由可谓腹背受敌，稍不留神，强权就会乘虚而入，不但昔日的自由空间被蚕食，未来的民主化也将更为艰难。所以，香港的政治与每个港人的自由之多寡和有无密切相关，焉能无动于衷！

   总之，启动政改就必然要超越“吃饱哲学”，超越“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跛足改革，超越坐稳奴隶地位就心满意足的传统国民性，而胡温体制决不会超越由邓小平开创的、江朱继承的跛足改革。特别是，在“面包万岁”的民智之下，就连很多精英都认为“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么，牧羊者只需做大面包就可以安枕无忧，根本不必考虑羊群的“自由”。甚至对要求自由的人们进行大屠杀，也可以用“稳定”、“发展”和“吃饱”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加以正当化。

   2003年7月9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转载务请注明出处--- (7/10/2003 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