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了被收容人孙志刚之死：这位年仅27岁的青年人，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来深圳打工，在一家服装公司任设计师。3月17日晚，他出去上网，仅仅因为没带身分证就被派出所收容。3天后，他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尽管，连作为恶法的
   “收容制度”也规定不能殴打被收容者，但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检验报告却表明：孙志刚之死符合钝性暴力作用所致，也就是说，被活活打死的可能性极大。
   
   如此制度性人祸，又发生在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足的广东，而在5个多月前，正是广东当局对ＳＡＲＳ疫情的隐瞒，将一省遭遇的天灾变成波及全国和世界的人祸。如果从死亡人数的比较而言，孙志刚一人之死，远远没有ＳＡＲＳ疫情导致的生命损失那样严重。但是从蔑视人权和戕害生命的性质而言，二者皆是制度的野蛮所制造的人祸。而且，ＳＡＲＳ疫情是突发事件，总有过去的时候；而源于户籍歧视的收容遣送制度对国人的戕害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几年来，由于国人的人权意识的觉醒，民间社会对非政治性的人权案件的关注逐年加强,要求废除户籍制和收容遣送制的呼声随之高涨，就连官方主要喉舌《人民日报》，也在2000年12月20日第9版发表《收容遣送：徘徊在政策与法律的边缘》，对这一制度提出质疑.2003年两会期间，改革收容遣送制度的提案成为热点之一。然而，关于收容遣送下的暴行却仍然频繁见之于媒体，仅就号称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广东而言，就有如下报道2001年8月27日的《中国青年报》的《广州收容所的暴行》一文，报道了一个健壮青年农民张森被收容后离奇死亡；《南风窗》2001年11期的《收容遣送，何时走出悲辛？》一文，报道了农民工因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罚款、挨打，被长期关押。最近，媒体又有报道，也是广州发生收容车摔死2人的恶性事件；在广州火车站，一个没有带身分证的女青年，被巡警送进一家收容性质的精神病医院等待遣送时，遭到众暴徒轮奸。
   
   “收容遣送制”的源头是公开践踏人权的“户籍制”。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中共当局为了应对流动人口，制定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户籍制已经足够野蛮，再加上“收容遣送制”，恶狼就变成了猛虎。在毛泽东时代，户籍制是身分歧视和暴力专政的合而为一；在一切向钱看的“小康时代”，户籍制加收容遣送制，已经由维护城市秩序演变为公安机关牟取部门利益的特权之一。
   
   这种公然践踏人权的制度，不仅明显地有违于平等对待的普世准则和法律的程序正义规则，明显违背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两个国际性人权公约。而且其最大的罪恶在于：
   
   （一）从法律的角度讲，无论是户籍制、还是收容遣送制，都明显违
   　　　背了中共政权自己的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立法
   　　　法》，理应作为违宪制度加以废除。
   
   （二）从司法公正的角度讲，正如劳动教养制度一样，收容遣送制度
   　　　是典型的“恶法”。它赋予了执法人员的“合法伤害的权力和
   　　　能力”，因不受限制而几乎趋向于无穷大。所以，才会有毒打
   　　　和虐待被收容者的恶性事件的层出不穷，滥用权力和暴力的执
   　　　法虐待狂才得到纵容，国人的人权也才会受到“合法的侵
   　　　害”。而众多受害者中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民工这一巨大的
   　　　弱势群体。
   
   （三）从权力腐败的角度讲，这一制度赋予了执法部门及其执法者以
   　　　“合法腐败的权力”，即借公共管理之名、行牟取部门及个人
   　　　的私利之实。对办证、罚款和“捞人”等权力费的贪婪，致使
   　　　这一制度的管理功能日益削弱，而牟利的特征日益凸现。仅就
   　　　办理暂住证而言，中国现在的流动人口每年高达8,000万至1
   　　　亿。去年《南方周末》记者寿蓓蓓曾采访了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武冬立局长。后者透露：如果按8,000万流动人口在外流动一
   　　　年计，办暂住证每人需交180元管理费，总计就是144亿元。即
   　　　便按照实际办证的4,000万人左右计算，也有72亿的收入，加
   　　　上对无证者的罚款，数目也会极为惊人。正是在暴利的驱动
   　　　下，警察才会经常乱查证和乱收容，才对与他们讲理的、或交
   　　　不出罚款的被收容者大打出手，才会有执法者为了多捞罚款而
   　　　撕掉被查者的合法证件的执法犯法行为。
   
   由此可见，户籍制和收容遣送制，绝非曾经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只是由于不适于现在的社会发展、所以应该加以改革或根本废除（这是御用辩护士的主流意见），而是从制定之日起就是野蛮的恶法，早就应该废除。可以说，能否尽快彻底废除这两项恶法和劳教制度，是衡量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否有了实质性进步、人权现状是否有了实质性改善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民间社会的改革力量，在关注经济改革和高层走向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最广大弱势群体的人权惨状，不仅要为具体个案、更要为废除反人权、反人性的种种恶法而大声疾呼。
   
   （2003年4月27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