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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为什么警惕中国崛起？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引起主流国家的关注，中国每年的GDP增长数据都会引来美欧各国的议论纷纷，有人热衷于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能够超过英、法、日、美，也有人专注于“中国威胁论”的阐发。
2005年12月20日，中共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外宣布：“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已经圆满结束”，发现漏报2.3万亿元人民币，由此2004年GDP增加16.8％，达到15.9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超过了意大利。在此基础上，2005年GDP增长9.4％，中国经济总量将跃居世界第四，超过英国和法国。
为了消除外界的疑虑，李德水特意警告说：“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因为普查增加了一点GDP就沾沾自喜。”他指出：不要光看GDP总量，而要看人均GDP。如果按照人均GDP排名，第六大经济体的中国还排不进百位。
但国内舆论仍然一片亢奋，狂炒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上的飙升。事实上，对中国GDP高增长的欢呼并非今年的特例，近年来，每年公布的GDP增长数字都能带来欢呼。今年2月28日，中共当局公布2004年总产值136515亿元，GDP增长9.5％。此数字一出，国内舆论曾热烈欢呼过中国经济总量名列全球第七（1.65万亿美元）；10月后的12月20日，官方公布了修正后的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再创高增长奇迹。所以，国内媒体大都用“中国有望超过英法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作为标题。那些越来越陶醉于“大国崛起”的爱国者，大都要谈到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赶英超美”的目标，现在似乎已经实现的一半。即便以理智著称的经济学家，说起话来也有种令人眩晕的光环；那些中国权贵经济的外籍代言人和外国大资本的中国代言人，大都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欢呼。
此次中共当局修正GDP数据，当然会让欧美各国纷纷聚焦中国挑战，再次引发“中国威胁论”的升温，英国首相布莱尔表示：中国最终将会成为左右世界经济的强大力量。他还指出，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西方国家应该加快改革。
由于今年的中日关系降到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更由于中日两个东亚大国之间早就有“亚洲老大之争”的情结，两国的历史恩怨也从未了结过，所以，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遽然升温，已经由民间和学界上升为官方言论。今年11月，日本媒体发表了日本政府关于“中国进攻日本的三种假设”的报道；在中共发布2004年GDP增长率的修正数字之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12月22日说：1，中国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2，日本应成为亚洲领袖。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也在当天表示，他和小泉首相均赞同麻生有关要求中国军费开支“透明化”的言论。这是小泉内阁阁僚首次公开宣称“中国威胁论”。
国人对“中国威胁论”的看法颇为矛盾，一方面从中看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并感到骄傲，比如，有名为“老秋”的网民写出《年末岁尾：为“中国威胁论”大声叫好！》的帖子，他说：“近几年，美欧列强不断的嚎叫‘中国威胁论’，旁边的小日本最近更是喋喋不休地扯着个破喉咙摇旗呐喊！老秋听来不晓得几过瘾，内心充满了骄傲！照叶的中国人，也使世界列强感到威胁了！”
另一方面从中看到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和敌意，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敌意，在中国与美日两国的实力差距仍然悬殊的情况下，美日炒作“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中国的崛起，官方智囊和民间爱国者几乎一致认为，美日炒作“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有三：1，美日等西方军火商可以从“中国威胁论”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2，为美日延缓中国军力提升速度提供借口；3，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为美日反华势力在亚洲建立反华联盟和围堵中国寻找理由，因为美日的反华势力最不愿意看到由中国主导亚洲的安全体系和经贸关系。
然而，中国并非东亚各国中经济崛起的惟一国家或第一国家。事实上，早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经济崛起的速度和质量都要超过中国。经过1945年到1955年的十年，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之后的日本经济开始飙升，GDP以年均10%高速增长，且持续长达18年之久；1968年时，日本以1597亿美元的GDP超出了西德、英国和法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国。1973年后年均GDP增长5％，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经济飙升不仅是GDP总量，更是人均GDP；1950年时，日本人均GDP仅仅是美国的十四分之一（131美元与1897美元之比），但到1987年时，日本人均GDP已经首次超过了美国；也就是说，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人均GDP增长了151倍。而且，日本经济飙升使各界层普遍受益，并没有带来像中国这样畸形的两级分化。从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上看，在西方七大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却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也就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基尼系数只有0.285。
由此可见，日本追赶西方强国的速度，比现在的中国还要快，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种追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主要是正面的，既是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双重赶超，也是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社会公正的全面提升。
日本与中国，同作为与美国打过仗的东亚国家，但当年日本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引起西方的惶恐，更没有“日本威胁论”的流行，恰恰相反，西方发达国家把日本接受为“七国集团”的成员，而正是这一集团，主导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
日本与中国，同作为与美国打过仗的东亚国家，但当年日本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引起西方的惶恐，更没有“日本威胁论”的流行，恰恰相反，西方发达国家把日本接受为“七国集团”的成员，而正是这一集团，主导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崛起却被西方国家视为最大的威胁。之所以如此，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制度性邪恶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历史的教训告诉警示后人，一个实力强大的独裁国家是极为危险的。因为：
1，从政权性质的角度讲，独裁政权天然就具有无限制地扩张权力疆界的本性，随着实力的迅速攀升而来的，必然是独裁者扩张意志的高涨，大国外交的提出正是这种扩张意志的表现。更重要的是，独裁政权的天然扩张倾向，因其拥有垄断全国的主要资源的绝对权力而变得格外危险。它可以不经民意的认可和授权而一意孤行，可以为实现独裁意志而迅速集中举国之力。中共现政权不惜花大钱进行军事现代化和航天工程，向可以提升政权形象的各类对外工程投入巨资（如奥运工程、对外文化工程和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工程），中共寡头怀揣大订单周游欧美国家，中共大公司加入国际并购潮，特别是近两年加大了对流氓国家的无偿资助（如胡锦涛等高官访问朝鲜、古巴、苏丹等国家，每到一处皆慷慨撒钱）。
2，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讲，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精英、白领等先富起来的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中国人就无法崛起为成熟的文明民族。这种不成熟最醒目的表现，就是一种“狼羊—主奴人格”：遇强者是羊，遇弱者是狼；落魄了便极端自卑，甘作奴隶且以坐稳了奴隶地位而得意，发达了便目中无人，随时拿着君临天下的主子派头。那些已经开上好车、住进豪宅、吃尽大餐的国人，他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生活，仍然不是自立自尊的现代人生活而是坐稳了奴隶地位就心满意足的生活。
而一个弱智民族，必然迷信统治者编造的谎言，对独裁者的恩惠感激涕零，在恐怖政治面前唯唯诺诺。主人仍然象父母或牧羊人那样，教育着、规定着、恐吓着、连哄带骗地看管着孩子或放牧着羊群，孩子们永远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父母用糖果和玩具贿赂着孩子，牧羊人用皮鞭和宰杀恐吓着羊群，虚幻的歌舞升平娱乐着、也毒化着国人的灵魂，用希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党独裁，用丝毫不肯让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也用“离开我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绑架了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
中共独裁政权又恰恰拥有垄断的信息权和言论权，它可以通过强制性的灌输和欺骗来建立大一统的官方意识形态。现在，当共产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之后，为了重建一党独裁的合法性，它必然把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作为核心意识形态，对内灌输国耻意识和民族自傲，对外灌输外敌意识和复仇情绪，煽动起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狂热，有意纵容那种挑衅的好战的狼性，用于反美、反日、反台独。现在，“狼性崇拜”正在变成国民意识的新图腾之一，泛滥于新左派与爱国愤青的言论之中，也促成了小说《狼图腾》的持续畅销。
3，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讲，中国经济崛起是以牺牲掉了社会公正为巨大代价的，高增长的主要受惠者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而只是极少数权贵受益，致使贫富差距逐年拉大且毫无缓解的迹象。随着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而来的，是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迅猛增长，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现在，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已大大超过0.35－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因为，显示在财富排行榜上的中国富豪，仅仅是暴富群体的冰山一角，制度弊端带来的不安全感使大多数富豪不愿意“露富”，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无疑是跛足改革的最大受惠阶层，但没人知道邓小平、陈云、江泽民、李鹏等大权贵家族究竟拥有多少私人财富。
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各类关于中国财富分配的调查数据都在证明，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各国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为世界之冠，从而造成深层危机不断累积，表面的稳定在危机四伏的待发火山之上显得极为脆弱。换言之，独裁弊端造成的危机和不稳定，也是西方把中国视为威胁的主要原因之一。
4，民间反抗的愈演愈烈。首先，制度性社会不公带来了急遽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底层积累了日益强烈的不满；其次，改革开放的正面启蒙和六四大屠杀的反面启蒙，合力促成了国内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使中国民间不再是一群愚昧而驯顺的羔羊。再次，自由化民主化已经变成不可阻拦的世界大势，对风雨飘摇的独裁制度形成巨大的外来压力。底层不满、民间觉醒和国际支持的结合，推动着中国国内的自下而上的民间维权运动此起彼伏。而一向敌视民意的中共现政权又无法用柔性的方式应对民间维权，更找不到缓解或解决公正危机的制度性手段，致使官民之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不断发生，很容易引发出全面的社会危机。而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深层危机一旦全面爆发，必将对国际秩序造成强烈的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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