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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四大失误(之三)——第三大错误：自由美英向极权苏联的让步
20世纪，人类经历了太多的劫难，一战、二战、冷战；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甚至可以说，这是个劫难的世纪，而且劫难的深广度都是空前的，比此前人类历史上的劫难总和还要惨烈。在这大劫难的世纪里，坐在权力顶端的风云人物习惯于翻云覆雨，而匍匐在大地上的普通人则屡被作弄与摧残。
这些大劫难留下了丰厚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二战后的沉重劫难，并非极权主义的兴起，而是自由主义未能阻止极权主义的迅速扩张与长期存在。1，战争结束前的《雅尔塔协议》，为共产极权帝国的建立和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享受着自由生活的西方名流们，并没有从三十年代的“斯大林热”中汲取教训，而是执迷不悟，继续利用自己的声望误导世界舆论，把极权东方视为人类的未来，而把自由西方视为没落的象征，致使自由同盟对极权同盟的斗争变得步履蹒跚。
最可悲的是，弄权者不光是极权者和战争狂，也包括自由国家的政治领袖，且是杰出的政治领袖罗斯福和邱吉尔，两人对斯大林的绥靖政策，不仅丢失了整个东欧，更丢失了二战中最亲密的亚洲盟友中国，遂使共产帝国急遽膨胀，以至于，共产帝国与自由世界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冷战格局。
尽管，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两位战时领袖组成的坚固同盟是战胜法西斯极权的关键因素。罗斯福把美国变成了盟国的中坚，参战前和参战后，美国不仅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兵工厂，租借法案让盟国受益非浅，特别是对中国的抗战，美国的援助不啻雪中送炭。而伟大的邱吉尔，在纳粹的闪电战横扫欧洲之时，他把英国变成了欧洲抗击纳粹的仅存堡垒，著名的“英德空战”使德国首都柏林第一次遭到空中打击。
在1941年开始的反击轴心国的战争中，美英联军和苏军的贡献可谓平分秋色，美英领导的西线联军先后在北非、在意大利、在诺曼第取得了对轴心国的胜利，苏军在卫国战争和解放东欧诸国上取得对纳粹的胜利，最后美英联军与苏军会师柏林，迫使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
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美国作出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在太平洋上击溃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家海军，全力支援中国的对日作战，最后，美国利用新式核弹，加之苏军进入中国东北，让顽强的日本皇军无条件投降。
在同盟国中，斯大林领导的红军类似毛泽东领导的共军，只为自身的利益盘算，在需要的时刻耍滑头，为了避免重大损失而推延对日作战，而在战争胜负已经完全明朗、无必要再出兵的情况下，斯大林却迅速派出150万大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外蒙古，坐享下山摘桃子的利益。而且，正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下，中共才有可能与国民党打内战，夺走美国和国民党政府联手打败日本的成果。
尽管，二战结束后，民主观念在世界上得到普遍公认，无人敢于再以反民主的口号提出和推广一种主义，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民主在现实世界中的成就却远不如观念普及的成就，美英刺刀主导下的民主国家的数量，显然少于前苏联刺刀主导下的极权国家，也就是民主观念普及而民主实践受挫。如此战后格局的形成，显然与美英向苏联的妥协高度相关。
在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极权者斯大林聚首雅尔塔，筹划战后的世界格局，史称“雅尔塔峰会”。三巨头基于现实利益和力量平衡的考虑，签定了秘密的《雅尔塔协议》，稍后在德黑兰会议上变成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法律文件。这一协议是实用主义代替自由理想的产物。曾经在大西洋的航空母舰上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罗斯福和邱吉尔，背叛了“宪章”所确立的自由原则及其承诺，向斯大林作出史无前例的妥协。
首先，美英两巨头把整个东欧和波罗的海诸国拱手让给了苏联。所以，二战的结束，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名副其实的解放；而对于被纳入斯大林帝国版图的东方国家来说，仅仅是刚被救出虎穴，又被抛进狼窝。波罗的海三国被苏联一口吞并，东欧诸国变成了被苏联操控的傀儡国，德国被高高竖起的“柏林墙”人为地分裂为两个政权。斯大林死后，在赫鲁晓夫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感召下，苏联国内迎来了“解冻时期”，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也先后开始了自发改革，然而，反对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却决不会反对苏共党天下，苏联国内的改革很快进入僵死的停滞时期，东欧诸国的改革也先后被苏联坦克所中止。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同盟，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在德国建起臭名昭著的“柏林墙”；看着苏联军队开进匈牙利首都，看着改革领袖纳吉被处死；也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坦克开进捷克首都，碾碎“布拉格之春”。
其次，罗斯福基于让苏联出兵打日本的考虑，同意了斯大林的蛮横要求。美英两巨头向斯大林承诺：确保苏联在远东（主要是中国）的利益,包括外蒙古的独立，收回沙俄在东北被日本侵吞的所有利益，如强行租用旅顺港海军基地，控制长春铁路和大连港。正是雅尔塔协议，让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变得非常强硬。
据蒋经国回忆，二战结束前夕，他与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一起前往苏联，“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中苏第一次谈判外蒙古问题，中方代表决不让步，双方陷入僵局。于是，蒋介石指示蒋经国单独去见斯大林，以便争取斯大林的让步。蒋经国见了斯大林，陈述了中国不能放弃外蒙古的理由，斯大林的回答却极为蛮横。蒋经国回忆说：“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之后，斯大林陈述了他要蒙古独立的理由：“‘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问题上，著名中苏问题专家沈志华先生指出：早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就要求斯大林出兵东北，斯大林也答应了，但就是迟迟不愿出兵。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一直按兵不动的斯大林却迅速决定，甚至等不及“中苏条约”的签订，就于8月8日出兵150万，分三个方向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外蒙古。一周后的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终战诏书》。这时，面对蒋介石政府不同意外蒙古独立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对蒋介石说：如果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苏方可以承诺：1，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决不支持共产党；2，占领东北的苏军三个月后撤军。而如果中方不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就可能支持中共，从东北撤军也没有时间表。（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来源：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2005年9月20日）
所以，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错误决策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中国陷于空前惨烈的内战。苏联支持下的中共战胜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使中国由美国的盟国变为敌国，也变成毛泽东极权下的大监狱。之后，斯大林又把毛泽东拖进韩战陷阱，中国变成斯大林的扩张野心和金日成建立极权统治的炮灰，致使中国不但完全隔绝于发达的西方社会，也从此失去了台湾。直到今天，大陆人仍然挣扎在一党独裁之下，台湾问题仍然折磨着两岸的中国人。
历史的机缘就是如此吊跪，美中联手打败了日本，但美国在与斯大林竞争亚洲势力范围中却失去了抗日时期的亲密盟友中国，使亚洲的最大国家变成了斯大林极权帝国的一员。如果说，二战后，失去了整个东欧的美英自由同盟，其西线的胜利已经大打折扣；那么，失去了战时盟友中国，无疑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失败。
对此，1949年3月3日－10日，吴礼卿先生前往溪口拜会下野的蒋介石，据蒋经国日记记载：3月5日，“父亲与礼卿先生继续检讨外交之经过，礼卿先生认为我国之失败，俄共之胜利，即为美国之根本失败，而今日美国尤未觉悟也……”（见《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P176）
随着苏联帝国的扩张和中国的共产化，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便日益凸现且愈演愈烈，热战废墟还未来得及清理，冷战的严冬随之降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和冷战，也导致美国国内的政治迫害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人一面检讨“谁丢失了中国？”，一面大搞清除共产毒素的“麦卡锡主义”。
战胜了独裁的德国和日本的伟大胜利，其东方效应却是极权的胜利和自由的失败，使共产极权横行了半个世纪，人类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决不次于为法西斯极权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人类为“慕尼黑协议”付出了不得不进行世界大战的巨大代价，那么，人类为“雅尔塔协议”付出了冷战的惨重代价。从惨烈的性质上讲，看看斯大林的苏东帝国，毛泽东的中国，波尔不特的红色高棉和金家父子的朝鲜，其阶级灭绝决不次于的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从危害的时间长度上讲，法西斯式奴役，尽管空前惨烈，但毕竟仅仅持续了几年，而共产极权的奴役则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直到苏东共产帝国崩溃后的今天，亚洲的中国人、越南人、缅甸人还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北朝鲜人更是生活在比毛泽东中国更恐怖、更贫困、更残暴的极权统治之下。
好在，在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日里，世界各国除了针对纳粹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反省之外，从美国和东欧却传来另一种反省之声：二战后东西方遭遇的不同命运，也应该是二战反省的一部分。
这种反省首先来自美国，2005年5月8日，布什总统在拉脱维亚表示：“雅尔塔协议”继承了“慕尼黑协议”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苏德友好条约）的非正义传统，是通过大国强权之间的协议牺牲小国的自由。所以，美国要为当年签署《雅尔塔协议》导致欧洲的战后分裂承担部份责任。布什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我们不会重犯这样的错误，为追求假稳定而姑息暴政、强权牺牲自由。我们已经上了一课，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牺牲。我们长远的安全和真正的稳定取决于其它人的自由。”
与此同时，在如何评价5月9日胜利的问题上，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家产生巨大分歧，为莫斯科隆重胜利日庆典蒙上了些许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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