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陈小平起诉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

   陈小平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当然为他对中共驻纽约总领馆的起诉而兴奋，为我自己有这样的好友而自傲，正象我以前为王力雄退出中国官办作协而骄傲一样。但我为文支持他，绝非基于私人友情，而是基于对普世正义的珍视，对争取海外流亡群体自由归国权利举动的支持。

   在美国的流亡人士中，被中共非法剥夺回国权利的人，被中共强制取消中共公民的国民资格和国籍的人，何止陈小平一个！以至于，年迈的王若望老人只能在怀乡的忧思中客死他乡，留下抹不去的终生遗憾；年轻的杨建利只能以身拭恶法，至今仍然不明不白地被关在中共的监狱中；去国近20年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胡平，只能隔着辽阔的太平洋向病死的母亲遥寄哀思；……他们长期流亡异国，但并没有加入美国国籍，因为他们对自由事业的执着在故国，对奴役制度的批判也在故国，对乡土亲情的难以割舍更在故国。尽管美国有自由、有富足，但他们孜孜以求的，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故国也变成自由和富足的土地。

   近些年，很有些对流亡人士的恶意诋毁，甚至已经成为网络发言的一大时髦。你可以把这些流亡人士的“中国情结”称为低俗的“功名欲”和“野心”，把一些斗士的闯关回国称为“民运秀”，把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贬为“争权夺利的内斗”，但是，只要理智正常和良知未泯之人，皆会同意如下常识是不证自明的：

   （一）流亡人士所做的事业之主战场在中国，因而他们个人价值的最　　　终实现也必然在中国，他们具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回国的权利；（二）中共政权借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理由，强制剥夺他们自由回　　　国的权利，进而变相剥夺了他们的国籍，是公然践踏人权的野　　　蛮行为，完全是把公共权力变成维护一党利益的私具；（三）因此，无论是杨建利以身拭恶法的闯关回国，还是陈小平以合　　　法方式进行的抗争，皆是正义的行动，应该获得广泛道义支　　　持，尤其是流亡人士和留学生的支持。因为，你们身在海外，　　　无人不想自由地出入国境，但是，在很多人已经不能自由回国　　　的前提下，谁也不敢保证：下一个轮到的不是你！

   小平为人友善宽容，行为理智低调，聊天时很有些幽默感。在“6．4”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日子里，我俩曾隔着放风场的高墙用英语互通消息，并因此而被监管者分开。他还常常高声唱歌，带头喊“冰棍！”，引起其他狱友的呼应，成为秦城的“6．4”囚犯排遣孤独、释放压抑和互通信息的独特方式。他出狱后，即便参与民间反对运动。小平也尽量要找到合法的方式、从推进法治建设的角度出发。1994年，他曾起草了有多人签名的给全国人大的建议书：《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建议》；1995年，我俩共同起草了“6．4”6周年呼吁书《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进程》。那份呼吁书为89运动的辩护和对中共政权的批评，皆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提出的改革建议也着重于法治建设。呼吁书的理性和深刻，在海外赢得不错的反响，大都仰仗小平作为宪法专家的特长。

   小平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除了研究和读书之外，我很少见到他公开发表高调激烈的言论。也许，他想以此争取将来能够顺利回国。我们通电话或电子邮件，他也经常谈到何时回国的计划。然而，中共的野蛮和恐惧，还是大大超出他的预料：即便尽量低调，也无法换来合法中国公民的正当权利。我想，在中共有关部门的眼中，小平还是“低调”得很不够，没有满足中共政权的实质性要求。换言之，与海外那些已经可以自由来去的流亡人士相比，有些人在异见阵营中的名声和反共音调都曾超过陈小平，为什么他们能够获得中共的“特赦”，而如此低调的陈小平却不能？显然，小平此举，大有被逼上梁山的意味。多么无奈的中国自由知识份子，在国内被从体制内冲到体制外，在国外还要把低调者逼成高调反对派。

   在杨建利闯关被捕三个多月后，陈小平因大致相同的原因起而抗争。尽管两人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建利以身拭恶法，小平利用合法手段质疑中共的出入境黑名单对人权的践踏。但，二者所达到的目的则是共同的：以各自的极端方式把中共践踏人权的恶行凸现在世界面前，唤起国际舆论的关注，激励国人捍卫基本人权的意识和勇气。建利甘冒风险之义举固然激动人心，但小平的理智反抗也同样可爱可敬。他虽然不必付出建利那样惨烈的个人代价，但也要付出无法延续护照的长期代价，而这样的代价，对于每一个大陆流亡者皆是极为严酷的。

   现在，海外民运处于低潮，从海外流亡人士争取自由回国的正当权利的角度看，也从可操作性的策略的角度着眼。陈小平的合法抗议似乎更可取。因为，建利的方式代价太大，不是大多数人所愿和所能践行的，而小平的方式相对来说代价要小得多，凡流亡人士，只要愿意皆可为也。一个杨建利之后，很难出现众多个的杨建利；而一个陈小平之后，却可以轻易出现许多个陈小平。所以，舆论这样评价陈小平的诉讼，我认为是名实相符的：“一位宪法专家向中国政府提出宪法诉讼，非比寻常，而且这是一件在中国史无前例的诉讼，对于中国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宪法地位，以及公民权利的保护都可能产生特殊影响。”面对中共拒绝延续护照或不准回国的野蛮，当众多流亡人士苦于无计可施之时，陈小平的诉讼无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示范。

   换言之，独裁政权在没有民间不断挑战的情况下，决不会主动放弃垄断权力。独裁者能否弃恶从善与民间压力的大小成正比，必须有持续且不断加大的民间压力的挤压，中国的人权状况才可能有所改观。民间反抗壮大一点，独裁权力就退缩一分。所以，争取自由回国的权利，与其等待中共政权的良心发现，不如不间断地主动争取，集体起诉那些剥夺回国权利的中共驻外使领馆。每一个个案都可以形成一起合法反抗。第一年起诉无结果，第二年就再起诉；再无结果，就接着第三年、第四年、第Ｎ年，直到所有流亡者能够自由来去，直到故国也变成可以自由行走的土地。（2002年8月24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