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文选：被上帝驯服的恺撒被信仰征服权力（5）

被上帝驯服的恺撒被信仰征服权力（5）

   五基督教的普世性——爱人类高于爱祖国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从一种底层的、地方的、犹太人的宗教逐渐征服了罗马帝国的上层和城市，并最终变成一种无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也无分高低贵贱的普世宗教，即由一种特选的宗教变成世界宗教，就在于基督教经历过一个“非犹太化”的过程。基督教保留了犹太教的一神教和绝对虔敬的传统，但又与犹太教有着鲜明的区别：
   1，犹太教中，只有犹太人才配作上帝的选民，上帝也只属于犹太民族，获得神恩的机会只限于亚伯拉罕的后代。而在基督教中，整个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恩惠遍及世界，被普遍地赐给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自由人与奴隶，男人与女人。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圣保罗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新约•加拉太书》）也就是确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普世性统一信仰及其教会。
   2，上帝不是嫉妒、报复和怨恨的耶和华，而是十字架所昭示的道成肉身的基督之爱。在《旧约》中，复仇的上帝代表着正义，救主大都是统治者或征服者，是手握权力的君王，是政教合一的化身（比如，摩西和所罗门），而在《新约》中，爱的上帝才是正义的化身，救主是徒手的先知，是无权无势的殉道者，仅仅是信仰的化身，只靠传播福音来征服人的灵魂（比如《新约》中的耶稣、彼得、保罗、约翰等）。所以，基督教西方才会逐渐走向政教分离的二元社会。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 公元1225－1274）在论及基督教的道德戒律时指出：第一戒律是关于人与神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上帝”。第二戒律是关于人类自身的“要爱人如爱己”。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1910年9月7日致印度圣雄甘地的信中说：“爱，即人类灵魂向着合一的驱动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彼此顺服的行为，代表着最高也是唯一的人生律法，这是每个人都从他（她）的心灵深处知道并感觉到的（我们在儿童身上尤其清楚的看到这点），也是他（她）在介入人类思想的谎言系统前所明白的。这律法为所有（印度人的，中国人的，犹太人的, 希腊人的和罗马人的）哲学所宣扬着。我认为这爱的律法在基督那得到最清楚的宣扬，……基督教国家和所有其它国家之间的区别只在于: 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加清楚而确定地给出爱的律法，而基督教的追随者严肃地认同这一律法。”
   3，在《旧约》中，上帝造人和万物，而人的类始祖却偷吃了禁果，触犯了上帝，被天父判定为人的原罪，并被逐出伊甸园。上帝的震怒，甚至到了要毁灭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强烈程度，决定用洪水毁灭这个已经败坏的世界，只给人类留下一叶方舟和极为有限的生灵，也就是为人类保留了向善的种子。这些种子登上唯一的救生工具诺亚方舟之后，洪水便自天而降，一连下了40 个昼夜。自“诺亚方舟”的漂泊开始，人类便走上了无尽头的尘世的苦难历程。同时，上帝对人类的考验也极为残忍，让亚伯拉罕献出亲子来证明其对救主的信赖。而在《新约》中，上帝非但没有惩罚罪恶累累的人类，反而献出自己的亲子来承担尘世苦难，也为人类赎罪。所以，“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新约•约翰福音》）
   如果说，《圣经•旧约》中的上帝，主要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和“复仇的上帝”的话，那么，耶稣和其他先知对犹太经典《圣经•旧约》做了创造性的全新诠释，主要由记载耶稣的形迹和布道的四大福音书构成的《新约》中的上帝，就是超越任何单一民族的“普世上帝”，也就是“爱与宽容的上帝”。上帝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个皇帝的神，其福祗也绝不只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或某一特殊的人群，上帝是全人类的神祗，天父之光普照大地，耶稣之爱惠及所有人，从不会遗忘任何一个角落，也不会遗弃任何一个子民，哪怕是低贱者、病患者、残疾者、罪者、妓女、污吏……所以，在基督徒看来，罗马人只有狭隘“爱国心”，而没有宽广的“爱人类之心”；罗马人的信仰仅仅是世俗国家的统治结构及其仪式的组成部分，其最高道德标准不是敬畏普世性上帝，而只是效忠皇帝及其帝国。基督徒之爱却超越了任何国家或民族之爱，是一种普遍的由“爱上帝到爱人类之心”。基督教是与国家政治相分离且超越世俗社会的普世宗教，基督徒的效忠和虔敬只属于上帝及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不属于任何统治国家的“恺撒”。罗马的世俗统治对基督徒的迫害，不是因为争夺有形财富，而是为了获得基督徒对王权的效忠；而基督徒对罗马人的反抗，更不是为了财产等世俗利益，而是为坚守自己的信仰，也就是信仰高于世俗的权力、财产、理性的效忠原则。于是，当基督徒宁死也坚持自己的第一效忠对象——天上之父而非地上之君——的时候，超验信仰对世俗权力的抗衡就已经开始。在基督徒看来，其他异教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世俗国家之上的，而基督教信仰则建立在纯粹的宗教之上。
   4，西方基督教的这种垂顾底层的普世精神，只讲信仰而不讲贫富、国籍和种族，也被传教士带入了中国。在此，请读者原谅我插入一断关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简短评述，意在使国人更容易了解基督教的草根性和普世性。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从底层开始，中国教民的主体自然是底层民众。据记载，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是广东肇庆人，此人因全身长满癞疮而被家人抛弃，早期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发现此人时，他正挣扎在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中。罗神父把他带回住所，治疗数月，终于复原。神父救人的善心感化了此人，使他成为中国的第一基督徒。以后，皈依基督信仰的国人大都是底层民众，农村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贫苦农民，城镇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被官方和士绅贬为游民的小手工业者，如挑夫、园丁、木匠、剃头匠、学徒，还有就是那些鳏寡孤独，无怪乎当时的福建将军英桂说：“各省入教者，大率无识乡愚。”李鸿章更认为：“教士专于引诱无赖穷民，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逃捕。”（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P508、516）
   两位满清高官对教民的鉴定，起码从四个角度反映了早期中国教民的特点：
   满清权贵对基督教的仇视和对教民的鄙视。
   B，教民主要由贫困、弱势、愚昧、孤独的人和无赖、不法之徒构成。
   入教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物质功利的需求，而不是基于灵魂救赎的信仰。所以，李鸿章指出的“三利”大致不错。比如，先入教的教民劝说同村人入教的理由是：“入了教就可以增寿添福，所有地粮只纳正银，不必再完耗银，一切差徭可以全免，打死人命也不抵偿，犯了寻常的罪并一切官司，县官不能传问，就可内府提审，入教的人坐着对质，不入教的人跪着听审。”（《谣言与近代教案》，苏萍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P150-151）当然，利用教民身份作恶事的人也不在少数，霸田夺财、强卖强卖、欺男霸女、欠债不还、抢劫强奸……最具破坏性的中国教民之恶行，当数“太平天国”的揭竿而起，历时十年之久的征战，蹂躏了半个中国。
   D，基督教在中国的吸引力，是慈悲情怀和强大实力相结合的结果：为了传播福音，传教士们既有善心、钱财和技术赈济贫困、治病救人、收养孤儿、开办学校，又有来自西方列强的母国背景来对抗官府、伸张正义和保护弱者。于是，在“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当时中国，传教士成为弱势群体的保护者，教会成为底层民众逃避官府迫害的庇护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知识精英非常排斥基督教，20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现代中国的 “非基运动”，其主体大都是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共掌权以来，以暴力专政为后盾，以思想改造为手段，用人格神毛泽东代替上帝及先知，对国人的灵魂进行强制性的无神论改造。当代中国的基督徒，要么作为独裁政权的傀儡工具，要么被无神论的中共政权所压制所迫害。改革以来，中共的无神论意识形态逐渐破产，而民间教会及其教徒却自发成长，尽管中共对民间宗教仍然进行压制，但遍布全国各地的民间家庭教会和民间教徒的殉道精神，已经使中共政权的操控和镇压感到力不从心。
   众所周知，天主教是以梵蒂冈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只有信仰而无有国界是其主要信念之一。中共政权居然狂妄到在“天主教”前加上“爱国”的定性，这本身就有违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无异于亵渎上帝。
   正是这种普世信仰催生出统一的普世教会，也只有这样的具有世界统一性的教会组织，才具有抗衡世俗国家权力的力量，政教分离才有可能从教义变成现实，也才能从信徒的良知反抗演变出制度化抗衡。虽然，西方政教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化，要等到中世纪的十一世纪格利高里七世的宗教革命才开始形成，但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基督徒基于信仰至上的理由对罗马世俗统治的持续反抗，早已自发地开启了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分离过程。
   结语：信仰征服的伟大意义
   罗马法学家耶林曾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灭亡，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见《罗马法的精神》）
   然而，在我这个生活于无神论传统国度里的人看来，信仰的征服与法律的征服一样长久，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征服，西方的法治传统决不会是今天的模样，西方社会也很难生长出作为主流文明的自由宪政。而且，基督教早已越过西方的疆界而向整个世界迅速传播。在世界五大洲中，欧洲是基督教的传播之源，美洲以及大洋州早在殖民时代就是基督教的福地（北美以新教为主，南美以天主教为主），信仰基督教的非洲人和亚洲人也逐年增加。在亚洲人口最多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得到了空前迅猛的传播，甚至基督教最重要节日“圣诞节”，也正在变成中国年轻人们最青睐的节日。
   回头再说耶林的三大征服。
   武力征服，主要是从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将自己的统治扩张到希腊和北非。公元前201年－146年（与秦帝国的建立在同一时段），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希腊的同时，也被希腊文化所征服，开启了古罗马的“希腊化时代”。有人甚至说，希腊化是罗马精神达到的第一个高峰。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也曾抗拒过希腊文化，驱逐过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哲学家，禁止上演希腊式的讽刺喜剧，执政官加图也曾立志向希腊影响及腐败宣战，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来自古希腊的新神祗、无与伦比的哲学智慧和伟大的文学艺术，为这个野蛮的部落式共和国带来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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