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文选：被民族主义引向歧途的东亚三大国

被民族主义引向歧途的东亚三大国

   日本争取「入常」，引发的东亚三大国之间的较力，中韩的反日风潮突然高涨，为近些年之最。
   相对而言，由于中国乃三国中的唯一独裁国家，官方根本不允许自发的民间游行，所以，国际社会更关注中国的反日风潮。然而，就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而言，在三国的「内忧」远远大于「外患」的国际局势下，三国的外交都表现出「远交近攻」的病态，其内部日趋畸形的民族主义相互激汤，大有恶性循环之态，表现出越强硬越正义的张狂。
   而这，才是最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中韩的反日风潮，尽管从官方到民间，两国没有合作反日的主观意愿，但在客观上却有相互激汤的效应。
   一直以来，中国民间的反日运动大都要受到官方的限制和压抑。与南韩朝野高度一致的强硬反日相比，此次反日风潮初起时，中国也是民间热而官方冷，与南韩政要的一系列明确坚定的表态相比，中共官方的表态颇为含混。随着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民间对官方低调的不满也水涨船高，对谨守韬光养晦的中共政权也构成压力，官方的表态便开始日趋强硬，并开始支援网路反日和默许民间的街头反日。
   中国民间反日风潮的逐步升级，显然也受到了南韩民间的反日行动刺激，韩国人不停息的游行示威，自焚、断指、绝食等激进自残行为，通过电视画面的传播，为大陆民族主义者做出了示范。
   在我看来，日本右翼的病态在于：在历史问题上，对于一目了然的是非善恶，他们仍然要坚持对历史的暧昧解释，显然是出于日本传统的民族阴暗──缺少那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和成王败寇价值观的普世正义感。所以，对于日本在亚洲曾经犯下的历史罪恶，他们可以策略性地道歉，可以用大量金钱购买受害国的沈默，却很少会有真诚的忏悔和反省。
   中韩两国的反日风潮也都有些病态。中国的病态表现为：官方既利用又操控，民间既激愤又懦弱；南韩的病态表现为：爱国爱得混淆了起码的是非善恶。更重要的是，激烈反日的中韩两国都处在各自的分裂状态中，分裂的双方中也都有一方是崇尚暴力治国的独裁国家，台海问题和朝核问题，无疑是最有可能引爆东亚战争的最危险的火药桶。
   如果三国不想办法遏制各自的愈发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而是任其在相互仇恨、相互刺激的歧途上狂奔，那么东亚的和平就随时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
   一、独裁化的民族主义中国
   中国仍然是独裁国家，多重因素的综合发酵，不断强化着中国民族主义。
   1，在传统的共产意识形态崩溃之后，特别是六四之后，急于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现政权，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建立政治合法性。官方已经把「爱国主义」提升到意识形态化的「五热爱」之首。但在党国一体的制度下，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最终都要被归结为政权利益或执政党利益。所以，中共全力灌输的爱国主义，实质上仅仅是「爱党主义」。一旦「爱国」与「爱党」构成冲突，官方必定为了「党的利益」而强行压制「爱国热情」。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一有自发的民间群体运动，人们就能经常能听到「爱国无罪！」这一口号。显然，人们在走上街头时高呼这一口号，必定有着极为明确的所指，那就是针对认为「爱国有罪」的政权。1949年中共掌权后，这一政权在本质上敌视任何自发的民间诉求及运动，除非是由政权发动或操控的群众运动，否则的话，官方决不允许任何的独立民间组织和自发民间运动，对民间的爱国主义也不例外。
   严格的讲，凡是真正自发的民间运动，从来就没有过「爱国无罪」时候；凡是可以「爱国无罪」的民间运动，又都不是真正的自发民间运动，至多是官方恩准的「准官方」群体运动。而那些得不到官方恩准的民间自发爱国运动，肯定都是「爱国有罪」的「动乱」或「暴乱」，比如八九运动和法轮功请愿。
   2，两岸对立的难以化解，也给了中共政权以灌输和煽动民族主义的最大藉口，面对日益强势的「台独」势力，中共不思以政治改革的实绩来消弭两岸之间的制度阻隔，也不想以和平统一的诚意来打动对方，反而在经济利诱、外交围堵、统战分化和武力威慑的四管齐下的同时，狡猾地把两岸的制度对立的政治命题，偷换成统独之争的民族主义命题，整天以大一统的民族主义为号召，不断加强军力和部署导弹来威慑台湾，最近又出台了授权动武的「反分裂法」……致使两岸关系愈发紧张，国际主流社会一片恶评。同时，在台湾问题上，由于美国的特殊角色，再加上了历史恩怨还未化解的日本，致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走上了一条畸形的仇外之路。
   过去，北京政权主要以「反台独」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李登辉和陈水扁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而在反日风潮刚刚被官方强行压制下去后，中共又以优待台湾「蓝营」来掀起爱国高潮。而实际上，官方不会告诉大陆民众，中共出台1949年后最大的统战秀，猝不及防地邀请台湾两大在野党访问北京，主要是为了弥补「反分裂法」的负面效应，以缓解美国和欧盟的压力，弥补「反分裂法」对台湾朝野的伤害。
   3，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军力的提高，曾被鲁迅痛批的国民性「一阔脸就变」骤然复发且膨胀。九十年代以来，欧美的资金、企业和产品的大量涌入，使中国人找到了日本的替代，政府不再仅仅指望日元贷款，国人也忘记了八十年代对日本货（包括文化、电器、汽车等产品）的青睐；美国大片代替了当年的日本影片，南韩电视剧代替了日本电视剧，「哈韩」代替了「哈日」；宾士、宝马、林肯、陆虎等欧美高档车代替了日本轿车；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欧美电器代替了日本电器。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需要过于依靠日本，甚至觉得即便没有中日贸易，中国经济也能够保持高增长，所以，抗日风潮中的「抵制日货」的声浪不断高涨。
   4，由于两极分化的日趋扩大和政治腐败的愈演愈烈，致使社会公正日渐荒芜，改革的效益越来越向极少数权贵集中，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越来越感到利益受损，跛足改革的正面效应早已开始萎缩而负面效应日渐突出，中共政权引以自傲的「经济政绩」正面临着日益加重的危机和挑战，即便仍然维持着经济高增长，也无法支撑「经济政绩」合法性，民意对跛足改革的支援已经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现政权就要在如何赢得「政治政绩」上大做文章，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从小康社会到和谐社会……都是现政权修补政治合法性的努力。然而，在独裁体制及跛足改革不变的情况下，现政权想在国内创造出被民间认可的「政治政绩」，只靠几个动听的口号和做点小修小补的制度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从江朱到胡温，都想靠加大反腐败力度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但官场腐败却愈反愈烈，使官方反腐早就在民间沦为「反腐秀」。
   于是，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高层，就把赢得「政治政绩」的重心转向争取「外交政绩」上，大国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考虑。但在民主化已经变成大势所趋的当今世界，一个独裁国家再努力，只要它不思在道义上政治上融入主流文明，其国际关系也就只能停留在国家机会主义的相互利用中，其国际地位也至多靠经贸关系来维持，而不可能建立政治互信，也就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所以，中共现政权要想用外交政绩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最大的王牌就是在对外关系上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帜。无论中共现政权在外交上的实际行为多么机会主义，但在对内的统治上，中共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以民族主义为道义基础的政权。
   观乎六四之后中共的内政外交，它也的确是在努力这样做。通过谎言灌输的误导和国人那种「内忧外患」的思维惯性，也通过在「内忧」问题上设置重重禁区而在「外患」问题上的相对开放，官方很容易把国人对「内忧」的关注引向对「外患」的关注。所以，在大多数重大国事皆是政治禁区的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已经变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谈论的「重大国事」，也是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借助国际事件来释放被误导被扭曲的「民意」，已经变成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惯用手法。今天的反日风潮，不过是1999年反美风潮、2003年的反伊战风潮的重演而已。
   5，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爱国主义，随着每一次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而飘飞起来，且越飞越高，在纵览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动的同时，也让国人的关注离国内现实越来越远。在「内忧」重重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们的批判性言论却大都指向臆造出的「外患」：经济上批判全球化，政治上反对美国霸权，文化上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权，知识界的本土化思潮和舶来的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相对主义相互激汤（九十年代），新世纪的威权主义与儒家王道、读经运动相互支援，越来越强势的国粹论注释着官方的中国特色，甚至英美自由主义的保守传统，也被纳入「特殊国情论」的框架来解读，不伦不类的「唐装」以后现代的方式包装着延续千年的独裁传统。
   在我看来，后毛时代的正反两方面现实都被爱国狂潮所淹没：一方面，曾经被国人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和日本，恰恰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人的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和文化产品，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示范。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经贸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互信和道义上的共识，就在于双方在价值观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自由与奴役无法建立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所以，无论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来、甚至就是千年以来，束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忧」，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明显的改善。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顽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和跛足改革的难以为继──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权贵们的肆意滥用公权力和百姓们的毫无权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巨大的金融危机隐患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激汤的极度恶化，特别是来自底层民间的反抗和遍布官场的腐败，还有那么多没有清算的历史罪恶造成的钜额欠账……无不与现行政治制度的顽疾高度相关。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六四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官民共同认可的「政治正确」，无论公共场合还是私人聚会，反美反日反台独也已经变成了当下中国最畅销的道德货币。在道义合法性日益流失的今日中国，中共现政权主要依靠「政绩合法性」来维持。如果说，高速增长的经济是现政权最依赖的「经济政绩」的话，那么，民族主义及其外交成就也就自然成为官方最大的「政治政绩」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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