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文选：孩子的遗嘱由母亲完成

孩子的遗嘱由母亲完成—“六四”十六周年祭


    一孩子们留下的遗嘱之针

    颠倒的时代，颠倒了是非善恶，也留下颠倒的遗嘱——不是寿终正寝的母亲留给孩子的遗嘱，而是突然早逝的孩子为母亲留下的遗嘱。

    年仅17岁的高中生蒋捷连；年仅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大学生孙辉，职高女生张瑾，高中生叶伟航，女大学生龚纪芳；年仅20岁的厨师戴伟，大学生董晓军；年仅21岁的工人吴向东、待业青年赵龙、大学生王培文、大学生吴国锋；年仅22岁的大学生田道民；年仅23岁的硕士生何杰，大学生严文；年仅24岁的工人杜光学，大学生段昌隆，女大学生张向红；年仅25岁的大学生程仁兴，女医生王卫萍；年仅27岁的工人王建平，技术员邝敏；年仅29岁的研究人员袁力，女会计苏欣；年仅30岁的编辑杨燕声，博士生林仁富，大学教师肖波；年仅31岁的职员罗维，32岁的记者张汝宁，34岁的女职员刘锦华，……

    他们太年轻，远不到留下遗嘱的年龄，但他们却倒在罪恶的子弹下，在最富活力的年龄段留下遗嘱。这种颠倒的遗嘱在寻找母亲的眼睛，如同婴儿寻找母亲的乳头。

    他们的遗嘱，没有文字，也没有声音，却是一根无形的尖针，刺痛母亲的双目，泪水化作见证真相的勇气；刺穿母亲的心灵，心血化作寻求正义的良知。但愿孩子的在天之灵知道，正是无字无声的遗嘱，让刽子手恐惧，让母亲们站起。

    针的本性是渴望穿透一切，以血来喂养其锋芒。锈迹渗入血液，血的流动使皮肤发紫发青。这根针留在母亲的身体中，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寻找那只抚育童年的双手，以确立它的永恒道义性。它不允许神经因懦弱而颤抖，针尖成为亡灵的守望者。

    这根针寻遍了母亲们的身体，刺死过无数的恐惧和懦弱。它常常潜伏在心脏里，仔细倾听母亲们的心跳。有时，它会宽容地原谅母亲们一时的软弱；有时，它会不顾母亲的疼痛，奋力一刺，结束所有懦弱；也有时，它在发动绝决的一刺前，会有瞬间的犹豫，不敢继续向前。因为，它知道生命的脆弱，有时甚至抵不住轻轻地一刺，应该留下一点余地，一点时间，让血液把锈迹全部吸收。

    命运过于残酷，把母亲们交给了孩子的遗嘱，犹如冬日把一滴水交给冰，或夏天把一只眼睛交给炽热的太阳,死于遗嘱之针是早晚的事。现在，此刻，母亲们正在感受它的锋芒和锐利，锋芒照亮内脏，锐利的滑动清洗伤口。

    我是幸存者，也是孩子遗嘱的分享者。常常，在睡眠中，遗嘱之针已经习惯了我的胡思乱想和梦中呓语。阴云密布的梦魇里，我会突然听到针尖发出清脆的声响，闪光而奇妙，像流淌在血管中的一道彩虹，让我惊醒。游曳在身体中的针，充满活力，比我的文字更长久。每一次无意中的触碰，针都变得更闪亮更尖锐。

    我的身体中，有一个死角格外荒凉。膨胀的罪恶不安于角落的狭窄，它要深入到记忆的核心，要驱逐掉占据身体的那些亡灵。是这根针，使尸体发出呻吟，使睁不开的双眼在黑夜里目光如注，透视出一切。那些背叛的时刻，为正义蒙上虚假的激动，玷污了那个纯粹的夜晚。

    真冷呀。针在体内的游走，足以使血液结成冰，被亵渎的死亡，像一座被抢劫一空的陵园。我站在荒凉的墓碑前，烛火跃入眼底，能熔化这根针吗？身体中的针尖能变成烛火，温暖每一块墓碑下的夜晚吗？

    刺穿心脏，疼痛的思想将升华死亡。

    二遗忘罪恶的民族没有前途

    十六年了，那比强暴更令人绝望的罪恶，偏偏发生在青春的庭院里，一群组织严密而装备精良的土匪，肆意践踏春天的萌芽。有过人吃人的原始，有过观赏人与兽殊死角斗的野蛮，有过几百万人被推进焚尸炉的现代灭绝人类强暴自己的姐妹，是比原子弹更具破坏力的暴行。没有萌芽便凋零，没有果实便腐烂，在一切还未到来之前，一切就被彻底毁灭。

    十六年，差不多已经是一代人的年龄。对于“六四”亡灵来说，已经足够漫长，漫长到正义的降临似乎遥遥无期；而对于历史来说，似乎又过于短暂，短暂到血腥的瞬间过去后，罪责就不再是罪责。在大多数经历过的或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的眼中，长安街上血迹似乎越来越淡，六四及其无辜的殉难者也似乎越来越远。

    我们这个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习惯了把坟墓记忆成宫殿，甚至在有奴隶主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下跪才最优美。

    就连自由了的中国人，在面对强权压迫和私利诱惑之时，也无法逃脱朝拜的心态。君不见，在中南海一手导演的盛大统战秀舞台上，对岸的连宋也来大陆朝拜“党祖”。二人一踏上人民大会堂红地毯，其内在的惶恐必然表达为对独裁秩序及党魁的高调赞美。

    其实，犯下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一天也没有忘记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六四”，只不过，中共官方对“六四”的记忆被罪恶的权力的恐怖所颠倒，把大屠杀之日变成公共领域的禁忌，把“六四”亡灵的坟墓变成不许公祭的禁地，把十多年来坚持还原历史、寻找正义的天安们母亲变成严控对象，把一切与记忆“六四”相关的人和事清洗掉。

    被民间誉为“真话英雄”的蒋彦永先生，继他在2003年勇敢揭露被官方隐瞒的SARS真相之后，又在2004年向官方发出为“六四”正名呼吁，时值“六四”十五周年祭日，曾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但官方对他的回答是长达八个月的软禁。

    今年年初，令人尊敬的赵紫阳先生，在八九运动中坚持民主和平、反对暴力镇压；在六四后近十六年的幽禁中，他仍然坚守一位杰出政治家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线，直到去世。官方的内在恐惧和极度虚弱，居然连紫阳的亡灵也不会放过，正如它从不放过十六年前喋血长街的亡灵一样，草木皆兵的恐怖笼罩京城。

    在官方的恐怖政治下记忆“六四”，需要的不是聪明的理智和高深的学理，而仅仅是良知的勇气和人性的常识。所以，我每年为“六四” 写下的祭文，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重复人人都能轻易理解的基本常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和大屠杀的野蛮性，如同当空朗月，举目可见，不证自明，根本不需要为之辩护。中共政权是罪魁，无论它制造多少谎言和侮蔑，也无法抹黑八九运动，更无法推卸大屠杀的罪恶。正是基于对以上常识的坚信，即便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必须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

    但是，1999年10月出狱后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感到一个可悲的事实：强权恐怖、谎言灌输、历史歪曲、制造繁荣和利益收买的合力，已经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记忆，真相被权杖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扭曲，良知被金钱收买。正如中共执政后，利用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灌输，把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成谎言一样。亲历过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愿公开谈论“六四”，八九后一代的绝大多数对“六四”不甚了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也在短短的十六年中，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甚至，在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邓小平死掉之后，在“六四”的主要受惠者江泽民、李鹏相继下台之后，“六四”悲剧似乎已经过去，中共政权也似乎洗刷了罪责。

    在这种或自愿或被迫的民族性遗忘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经历过八九运动的官民。首先，已经犯有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继续着掩盖罪恶、强制遗忘的罪后之罪；其次，八九运动的亲历者们，特别是那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屈从于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以沉默、回避、曲笔、甚至侮蔑来对待“六四”。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来得及擦干血迹就摇身一变，有的变成大资本家，有的变成学术权威，有的变为当朝新宠，更有用“人血馒头”换来外国身份的“海归”，变成官僚集团的新星和封锁网络的技术总管。一些变成御用智囊的所谓精英，还发明了各种说辞来为大屠杀辩护。从“阴谋夺权论”到“激进主义论”，从 “不成熟论” 到“被利用论”，从“开枪不得已论”到“稳定高于一切论”，从“国情论”到“秩序论”，从“经济优先论”和“威权控制下的渐进改革论”，从“民运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论”到“学费成本论”……种种对八九运动的指责，众多为大屠杀的辩护，魔术般地，把一场反抗独裁和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自发民众运动，变成了受到少数人操控的阴谋；把和平、理性的运动描绘为激进主义的革命；把开枪杀人辩护成“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为不合国情的超前行为，以至于，“民主将祸国殃民”的论调变成流行曲。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最精致最具欺骗性的指控和辩护，居然出自当年的某些风云人物的笔下，出自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口中：他们借用西方的“积极自由”和 “消极自由”之划分，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事件来论证“积极自由”的恶果，指控八九运动也是一种“积极自由”在中国的失败实践；他们甚至把五四运动与文革勾连起来，指责八九运动的学生们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指责民运或持不同政见者是野心家，是境外反华势力的走狗；最后，他们提出“不作为”和 “政治缺席权”的犬儒哲学。

    这样，在六四后的中国，西方的“消极自由”传统就变成了犬儒生存的辩护词。似乎“自由”不必去积极争取，而只需无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会像哈耶克论证的“自发秩序”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而在历史上，没有几代人的积极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极自由”传统深入人心的英美，没有“光荣革命”和“独立革命”，也决不会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不准议论”的权力蛮横，它剥夺了民间参与的权利，必然消解掉人们对社会公益的个人责任的承担。久而久之，人们连关注公共事务的意愿和热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个人的风花雪月、时尚攀比或柴米油盐之中。而民间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为最大公共事务的政治变成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家事务，公权力也就必然蜕变权贵们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百姓的政治参与，要么是走头无路时的揭竿而起，要么是局面失控中的无法无天，要么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么是屈从于恐怖的政治冷漠，而从来形成过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没有基于公民责任的理性参与。

    独裁政权维持稳定的秘诀之一，就是按照权力的需要任意剪裁历史，使民族记忆无法连续积累，造成代与代之间的记忆断裂和空白。在共产制度已经整体崩溃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中共的一党独裁之所以仍然稳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盖历史罪恶，强制人们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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