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文选：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

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

    １９７２年，毛泽东分别握住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伸过来的手，使中国走出了苏联帝国的威慑阴影，也走出了孤立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的自闭。中共政权以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方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来日本的外交承认，日本以对中共的外交承认换取实质性的巨大利益——不需要再赔偿和道歉。
   １９７９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他也只访问过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访美，是为了赢得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对越战争和台湾问题；访日，是为了获得复兴经济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所以，邓也延续了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外交，以搁置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钓鱼岛之争来换取日本对邓氏改革的经济支持。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一次演讲中曾说：日本人靠军国主义的武力殖民没有完成的，现在正以和平的“经济殖民”方式来完成。但这种殖民与武力殖民全然不同，它不是单方面强加的，而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互利互惠。就中日经济交往的客观效果而言，对中国的帮助尤其巨大。
   在我的记忆中，我这种“经济殖民有益于中国”的言论，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质疑，反而赢得听众的掌声。大概因为，那时的国人，一方面，刚刚睁眼看世界，急于摆脱贫困的物质生活，也对外界充满了新奇感和求知欲，想努力创造出文明而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政治和极为贫困的经济的国人，痛感自身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还有那么一点点来自切夫之痛的谦卑。八十年代，国人对日本的“经济殖民”，确实是张开双臂、热情拥抱，正如对西方的“文化殖民”，当时的知识界热烈欢呼一样。
   在独裁制度下，国家是虚幻的而政权才是实在的，政权对人民的愚弄和践踏才是活生生的。而一个肆意践踏个体生命的政权，纵然以国家的民族的名义，也不值得热爱。
   １９８８年，我路过香港时接受金钟先生采访，说出了那句惹众怒的“三百年殖民地”。现在回想起来，如此脱口而出的“大逆不道”之言，大概就是那次演讲在脑子里发酵的结果。然而，六死后，这句话却成了官方指控我是“卖国主义”的主要根据。
   一、细节的记忆
   在我这代人的细节记忆中，尼克松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尽管中国还处在文革中，但一些美国的和日本的电影开始进入中国。当时，这类电影都是不公开的内部放映。以我个人的经验，相对而言，日本电影的放映范围远远大于美国电影。七十年代中期，我就看过日本电影，但从未看过美国电影。而我的一个朋友，却看了不少美国电影，她记忆最深的是《美人计》。现在想起来，我还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还在文革时期的中国，进口的日本片大都充满军国主义气味，如《啊，海军》、《三本五十六》等。如果是做反面教材，为什么又不全国公映，然后来一场全民共讨之？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日本产品大量进入中国的开始。除了港台的歌曲和商人之外，大陆人对资本主义文明最切近的感受，大都来自日本。那时，最早公映的外国资本主义电影和电视剧来自日本，国人最崇拜的电影明星是日本的高仓健、真由美、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等人，青春偶像是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最早享受到的优质资本主义商品也来自日本，各类国际知名的电器和汽车，几乎全部是日本品牌。那时，谁家拥有一台日本原装的彩电，谁能开上一台日本轿车，谁就会令人刮目相看；北京最早的出租车公司几乎清一色的日本车；我熟悉的当时中国最响亮的民营高科技公司“四通”，公司高层坐的轿车也大都是“丰田”或“尼桑”；最早接触到的资本主义式的现代管理，最早得到的大量外资，也大都来自日本；那时的文化大论战，也时常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来对比中国“戊戌维新”的失败，用日本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来对比中国现代化的一次次惨痛失败。
   八十年代，哪个国人如有日货，也算是地位、财富的象征。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家在七十年代末就有了一台日本原装彩电。她回忆说，那时，每到晚上七点电视节目开始时，她家变成了小型电影院，同院的许多大人孩子带着小马扎来她家看电视。
   日本援华的化肥尿素，尼龙包装袋在中国极为罕见，“一人一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腰里掖着百分数。”是当时耳熟能详的民谣。关于，民间传言甚至将日本尿素的制作过程传奇化：日本援华货轮开往中国时，船上没有尿素，只有制作尿素的机器，边航行边提取海水造化肥，等到了中国港口，就有一船满满的尿素。外国商品在中国推销的最著名广告语是：“有山就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连小孩子都能朗朗上口。
   七十年代末，也是邓丽君歌风靡大陆之时，她用气嗓唱出的情歌，征服了大陆的年轻一代，唱垮了我们用钢铁旋律铸造的革命意志，唱软了我们用残酷斗争锤炼出的冷酷心肠，也唤醒了我们身上被挤压到生命黑暗处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压抑的柔软和温情得到了释放。尽管，官方禁止牛仔裤和披肩发，更禁止这类“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广播里听到，第一个学着邓丽君的气嗓的李谷一，被多次开会批判。但在私下里，大家都围着一台收录机反复听，在寝室里、走廊里、饭堂里一遍遍地唱。偷听邓丽君歌曲所用的，正是索尼牌录放机，俗称“砖头”。那时，谁拥有那块“砖头”，谁就会得到众星捧月般的簇拥。
   令我钦佩的是，曾经在大陆拥有最多歌迷的邓丽君，却能经得住巨大市场的诱惑，至死不来大陆面对她的无数听众，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她坚守着自己的承诺：大陆一天不改变现行制度，她就一天不会来大陆开演唱会。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我这代人经历了外来的影片、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审美洗礼，最早接受的当然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恋》、《望乡》、《金环蚀》、《人证》、《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影片，《姿三四郎》、《铁臂阿童木》、《血疑》、《排球女将》、《阿信》、《聪明的一休》等电视剧，都是当时的国人非常喜欢的影视作品。《追捕》主题曲“杜丘之歌”和《人证》主题歌《草帽》，也随之风靡一时。著名导演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对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导演很有影响。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雪国》、《古都》和《伊豆的舞女》，山岛由纪夫的《金阁寺》的小说，也在大陆文学界热销；还有东山魁夷的绘画，那种纯洁到一尘不染的静谧，让国人看到了日本人审美的透明和精致。日本美的核心“物之哀”，是我们那代人共同的审美记忆。而山岛由纪夫是铁杆极右分子，他曾发誓要以行动来“爱国忠君”，也真的于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５日策划绑架自卫队长官。他对自卫队发表演说，号召发动军事政变修改和平宪法，行动失败后，他按照“武士道”精神切腹自杀。
   这一切文学艺术中的日本人形象，与我们这代人在大陆作品中看到过的日本人形象完全不同（如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似乎印证了日本文化的双面：“菊与刀”。
   我是七七届，读大二时，《追捕》在中国各城市放映，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是在母校吉林大学礼堂看的。《追捕》的拷贝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班里同学拿到的电影票分布在一天的各个时段，但无论是什么时段，大家都不会错过。
   那时，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看过一部日本纪录片，名字忘了，但内容记得清晰，是专门介绍日本某大公司（丰田？）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管理之严格和计算之精细，令人乍舌。比如，员工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先测量整个距离的长度，再测量每步的尺度和所用速度，最后算出走完某段距离的时间，根据这些数据作出相应的规定。解说词中我记得最清晰的一段是：一笔资金，在中国周转一次，在日本却能周转十三次。这就是日本式资本主义的高效率。
   耐人寻味的是，１９８５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宏在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且选择了极具象征意义的８月１５日，中曾根是日本历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首相，任内共参拜过１０次。但除了８５年北大学生小规模的上街抗议之外，再也没有像样的民间抗议，也丝毫没有影响日货在国人心中的珍贵价值，反而８５年的大学生上街抗日，变成了“八六学潮”和“八九运动”的预演。
   在今天，波及全国的反日风潮，已经变成官方招之来而挥之去的木偶，白领们充当起抵制日货的先锋，一些自由派也拜倒在“畸形民族主义”的“民意”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命运又开始重演：入仕途，明主是上帝；处江湖，人民是上帝。
   而在我看来， “民气可用”的策略，不过是古老的无原则的纵横术的拙劣翻版而已；在和平时代，想利用“畸形民族主义”来推进宪政民主，大概只能是“与狼共舞”。
   二、宏观的事实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军力的提高，曾被鲁迅痛批的国民性“一阔脸就变”骤然复发且膨胀。九十年代以来，欧美的资金、企业和产品的大量涌入，使中国人找到了日本的替代，政府不再仅仅指望日元贷款，国人也忘记了八十年代对日本货（包括文化、电器、汽车等产品）的青睐；美国大片代替了当年的日本影片，南韩电视剧代替了日本电视剧，“哈韩”代替了“哈日”；奔驰、宝马、林肯、陆虎等欧美高档车代替了日本轿车；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欧美电器代替了日本电器。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需要过于依靠日本，甚至觉得即便没有中日贸易，中国经济也能够保持高增长，所以，抗日风潮中的“抵制日货”的声浪不断高涨。
   然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也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从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０４年，中国利用的日元贷款累计金额达３万亿日元，占外国政府向中国承诺贷款额的５０％，居首位；涉及能源、环保、交通、教育、医疗、农业等项目１６５个。日本技术的先进也是举世公认，对中国经济的技术升级起到了其他发达国家难以比拟的作用。
   毫无疑问，日本连续多年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自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十多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１６０倍。中日两国已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时至反日风潮强劲的今日，据日本财务省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６日公布，日中贸易（包括香港）总额达到２２兆２００５亿日元（约２１４６亿美元），这是自１９４７年有日中贸易的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２００４年中日贸易占日本国际贸易总额的２０·１％，这一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而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便仅就大陆中国与日本贸易而言，２００４年的双边贸易额也高达１６８０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６·９％，连续第６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预计２００５年将达到１９００亿美元。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