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最近，在游行示威遭到严格限制的中国，却发生了波及到20多个省区的近四十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确实罕见。更为醒目的是，三大中心城市北京、广州、上海，一向是中共要力保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最怕在这几大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定要严防死守。平时，就连一个人、几个人的示威也绝不允许。而现在，三大城市，不但都有游行示威，且规模都在万人以上。

   
   尽管外界怀疑反日风潮由官方操控，但中共官员在回答这样的提问和指责时，铁嘴钢牙，一律否定。
   
   大陆发生反日风潮，在引起日本的强烈抗议的同时，也受到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跟踪报道和热点评论不断，英国《卫报》形容为“火山大爆发”，还出现“反日浪潮如火如荼蔓延全华”这样耸人听闻新闻标题。同时，担心失控的舆论也不在少数，在我接受国的境外媒体采访中，几乎每个记者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反日风潮是否会失控？”
   
   在我看来，中国的反日风潮，既没有“如火如荼”，更不会发展到“失控”，因为，中共现政权牢牢掌控着反日风潮的节奏、过程、力度和规模。
   
   当然，在黑箱中国，外界很难拿出铁的证据，但仔细分析这次反日风潮的一些现象，还是能发现些蛛丝马迹。
   
   1，操控反日风潮的中心和顺序
   
   迄今为止，中国的反日风潮有两次高峰，皆是南北呼应的两大城市扮演中心角色，每次高峰持续两天，之后是官方的警告。
   
   第一波风潮由南北两大中心城市完成：4月9日是政治中心北京，10日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广州及深圳。
   
   风潮过后，针对网上贴出的第二波反日风潮的号召，北京市公安局于14日发出警告：游行示威必须依法向相关机构申请并得到批准，而“对没有得到相关机关许可的示威，将依法追究责任。”果然，北京没有再出现游行示威。
   
   第二波风潮也由南北几大城市来完成：日本外相访华前的4月16日，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的上海和北方大城市天津等地，同时出现游行示威。17日，北方的辽宁省省会沈阳和南方的四川省省会成都等地出现游行示威。
   
   风潮过后，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马上发出警告：“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规定，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活动。”上海市公安局同时宣布：“抓捕了极少数混迹其中的违法人员”，“并将依法惩处。”
   
   与此同时，中共最大的纸媒喉舌《人民日报》在4月17日发表题为《从构建和谐社会看稳定》的评论，再次重谈邓小平的老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对游行示威活动完全沉默的三大门户网站，却都把该评论置于新闻首页的醒目位置。
   
   最为吊诡的是官方公告的发布时间。北京和上海的当局都是在游行完成后才发布公告进行警告，而号召两波反日游行的信息，早在网上广为流传，可以说是事先张扬的 “游行示威”，官方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官方不在游行前发布警告，而要在游行后发布？显然是既要一定规模的街头反日，又要控制在一定的规模上和时间内。
   
   另据香港明报18日报道，中共党魁胡锦涛亲自喝停了一场有可能刺激日本的军方研讨会。
   
   北京和上海的地方当局发出的警告，党魁的亲自喝停，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街头反日到此为止，不会再有第三波高潮。
   
   2，控制风潮的规模和力度
   
   三大中心城市的反日风潮，在参与人数、反日方式和行为力度等方面，基本雷同。
   
   首先，承担反日风潮中心的大城市，其参与人数大都被控制在1-2万之间，如北京、上海和广州。其他类型城市控制在几千人以内。
   
   街头反日之前的网络反日，也可以作为透视反日风潮规模的参考数字。网络反日活动，签名者高达二千八百万，可谓名山名海，群情激昂。而各城市参加游行的人数最多只有2万多人。两种活动的参与人数简直不成比例，前者高出后者1400倍。如此巨大的差异，不能不让人充满疑窦。
   
   其次，各城市游行示威口号和标语基本雷同，诸如：爱我中华、反对日本“入常”，抗议新版教科书，保卫钓鱼岛、要求日本道歉、号召抵制日货。
   
   再次，各城市反日风潮的力度也基本雷同，除了焚烧日本国旗和小泉画像之外，抗议行动中大都有少量暴力行为，如，投掷石块、瓶子等杂物，砸毁日本使馆等建筑的窗户，沿路攻击日本车辆、日本餐厅、日资企业广告招牌等。最严重的暴力发生在游行之外，两名日本大学生在一个餐厅里被人用啤酒杯和烟灰缸击中头部。
   
   以上暴力行为，除了打人事件之外，其他行为都发生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
   
   《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周看先生的报道，证实了“官方操控”的存在。一名参加了北京示威的学生，在接受周看采访时描述说：警察把示威者围成一组一组的，让他们轮流抛石头，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发泄完愤怒了，够了。”就把他们用大轿车运回校园。这名学生对记者说：“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木偶。
   
   同时，中共政权也表现出一贯的权力恐惧，在允许反日示威蔓延之时，同步加强对异议人士以及反日活动人士的控制。除了严控每到敏感时期都要加以严控的“敏感人士”之外，还把一些反日爱国民间组织的负责分批请到郊外“度假”，比如，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爱国者同盟网、抵制日货联盟等传统反日团体的负责人，分批送到北京郊外，把他们安排在一家会议中心内，只让他们打球、游泳，而不准他们外出。
   
   3，被操控的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
   
   最明显的操控发生在媒体报道方面。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所以，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加以报道，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而中共官方却同步发出指令，在国内媒体上为反日风潮降温，致使中国媒体一片沉默，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除了新华社发出了几条简短的新闻之外，其他的电视、广播、报刊则是一片空白。无联网也保持沉默，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无报道，就连一些著名的民间BBS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甚至开放度高于国内媒体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
   
   然而，新华社提供给外国媒体的英文通稿，则比较积极且详细地介绍游行示威的情况，并有夸大参与人数和国人反日情绪之嫌。比如，新华社16日英文通稿报道说：上海示威人数达到10万人。而几大外国驻中国的媒体，如美联社、法新社、 BBC以及日本媒体报道的人数，少则几千人，最多也只有2万人左右。
   
   显然，这种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既为了国内的稳定，也为了使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既为了显示中共政权尊重民意及其游行示威的权利，又为了现政权的对外政策有着深厚的民意支持，以达到阻止日本“入常”的目的。
   
   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大悲哀：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既然官方已经恩准了这些街头抗日活动，媒体为什么不敢报？假如有几十家媒体同时加以报道，中宣部又能如何？
   
   4，被恩准的话题和勇气
   
   在民众的公共参与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下，中国的国家大事也被严格分为“可谈论的”和“不可谈论的”。关心时政大事的人们，大都只能就“可谈论的话题”和“可做之事”来表达“忧国忧民”之情。而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主义，目前已经变成了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也是唯一可以大肆谈论且可有限制地行动的 “重大国事”。所以，被垄断喉舌误导的、也被恐怖政治压制的爱国者们，只有通过关注这一绝对“政治正确”的国家大事，来表达忧国忧民之“社会责任感”，最高调抵制日货的年轻一代及中产白领们，也能借此把“被恩准的勇气”发挥到极致。
   
   然而，被操控的民意再强烈，到头来还是伪民意；在充满政治恐怖的舞台上操办的爱国团体操，不能不被“真诚”的虚情假意所导演；只能向大海那边发出的呐喊，不过是精心计算过的勇气而已。特别是那些用石块反日的国人，懦弱得近于下流。
   
   2005年4月18日于北京家中
   
   （BBC 2005-04-20）
   
   
   (4/20/2005 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