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的现代化的屡屡受挫、步履蹒跚，国人最喜欢用“内忧外患”四字来表达中国面临的深重危机。但，列强入侵的清末和民国，1949年后的毛时代中国也罢，甚至后毛时代的当下中国，造成危机的最关键因素，主要不是“外患”而是“内忧”。
   
   当对外开放结束了封闭时代之后，正是曾经被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理念。

   
   而在另一方面，时至今日，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内忧——政治制度的僵化和腐败——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仅以2004-05年的底层维权和官场腐败为例，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一系列大规模官民冲突，从公正奇缺的社会危机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广度；一系列上亿元的金融腐败大案、官员挥霍巨额公款赌博案的曝光，特别是发生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巨型卖官鬻爵案10个县市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数十人，从官场的糜烂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深度。
   
   但中共当局却非常狡猾，既要最大限度地捞取西方世界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又要继续妖魔化西方世界，以维持西方国家在国人心中的“外患”形象。中共惯用统治术是：既利用言论垄断和恐怖政治，又利用国人被误导的思维定势，把国人对社会危机的关注焦点由“内忧”引向“外患”。甚至，有些御用精英故意忽略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基本和平这一事实，不断危言耸听高呼：“中美之间必定有场恶仗要打！” “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机的时刻！”
   
   在目前中国，“内忧”话题大都是禁区，不可谈论，谈了就有危险，轻则丢了饭碗，重则判监入狱。“外患”话题却相对开放，允许在管控的范围内大声谈论，国人的一腔“忧国忧民”之情，只能通过可以谈论的这些“外患”来宣泄，甚至偶尔还允许街头爱国。
   
   于是，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主义，便成为唯一允许民间公开谈论的国家大事。最近的抗日风潮，就是又一次被恩准谈论的“外患”情结的变态发作，而在反日的深层是反美。因为，爱国者们大都把美国看成日本的大老板，却从不问为什么二战时期的中美同盟在二战后转变为美日同盟（请参见我的文章：《美日同盟与终日较力》，首发于《观察》2005年4月13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基于二战纳粹极权和军国主义独裁的教训，也基于冷战时期共产极权的教训，一个独裁国家的国力军力的迅速提升，必然被视为某种“威胁”。
   
   其实，提到现在的中美关系，即便由于自由与独裁的制度之争的关系，超强美国对中共政权采取的政策仍然是既交往又遏制。而这种中美关系的形成得主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这种蜜月关系的突然中断，恰恰是因为中国国内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从此以后，无论中共在其他方面作出多大努力来修补，只要制造大屠杀的一党独裁制度不变，国际主流社会就不会真正信任中共政权，何况，中共现政权，一面大幅度提升军费和不断对台湾进行武力恫吓，一面又与极权的朝鲜和古巴，也与原教旨主义的伊朗眉来眼去，不能不加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疑虑。
   
   更可笑的是，有些“外患”，纯属当局的愚蠢所致，在两岸关系刚刚有点回暖之时，北京当局非但不向好的方向努力，反而节外生枝地自我搅局，“反分裂法”的制定，纯属无事生非，极其愚蠢地制造国际敌意，美日同盟由此加强并涵盖台海，已经到了解禁关口的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现在也变得遥遥无期，不但弄得北京当局进退维谷，而且把推销解禁最卖力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置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所以，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内部的独裁体制乃中国危机的最大根源，最极权的毛时代制造了文革式大危机，最腐败的后毛时代制造了、并正在恶化着综合性的社会危机。与其说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不如说中华民族到了最腐败的时刻，最腐败恰是酿成大危机的根源。
   
   2005年4月18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