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高校出现了两起轰动性丑闻，一是北大法学院在招收博士生时涉嫌犯规，受害考生甘德怀在网上曝光，使该院院长朱苏力教授遭遇“德怀门”；二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嫖娼，被上海市杨浦区警方当场抓获，后被媒体曝光。近年来，大陆人对官员包二奶，已经见怪不怪，但大学的教授兼院长嫖娼却鲜见，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
   
   朱苏力破坏了公共规则，践踏了公益，是典型的学术腐败，理应得到严厉的处罚，起码要停止其博导资格、撤销其院长职位；但在事发后，网络上的群情激奋并不能唤醒北大教授的学术良知，朱苏力非但不道歉，反而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声称这是“制度给了我这样(做)的权力。”。北大校方也未对此一事件进行负责的调查，朱苏力仍然是博导，指导着研究生；他也仍然坐在院长的位置上，领导着北大法学院的学术研究。
   

   陆德明嫖娼属于私德，他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伤害的是他本人的声誉及其家庭（如果他有老婆），与他的院长职位、学术和教学的水平无关，更与社会公益无关。但在中国的相关法律及其道德正确的审视下，他就既触犯了法律，也激怒了公众。所以，他不但遭到开出党籍、行政开除，取消教授资格三年、留校察看等处分，还要公开自我声明：一、愿承认错误，但不愿因此蒙冤。二、愿承担责任，但不忍亲友师生蒙羞。三、愿接受处分，但希望合理合法。
   
   两位名牌大学的院长截然不同遭遇：朱苏力“嫖公益”嫖得理直气壮且毫发无损，而陆德明“嫖私德”却落得低三下四且身败名裂。
   
   当下中国，最醒目的标志之一就是普遍的腐败，学术界自然不得不“与时俱进”，当官的用学术和学位包装权力，有钱的用金钱买文凭买学位，学人的剽窃和拼凑，高校的招生丑闻，……当名牌大学纷纷喊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之时，现实中频频爆光的学术腐败却制造着“一流的知识掮客”。
   
   在中国，高校及其研究机构本来就是“党化工具”和“知识衙门”，随着发财致富时代的降临，学术在“党化工具”之外，也变成由权力和金钱操纵的产业，变成了急功近利的工具，高校和研究所成为交易所，知识精英成为卖方，官僚和商人成为买方，知识寻租象权力寻租一样盛行，以至于出现了一个自发的特殊行业——枪手——即专门受雇帮助客户写论文、参加学位及职称考试的人。知识精英不顾基本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把显赫头衔和专业知识当作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资本，社会给予他们的荣誉、地位与他们所应具有的良知所应负起的社会责任之间，出现了极不匹配的断裂，甚至严重到完全颠倒的程度。
   
   学术腐败在中国的蔓延，首先是由于一个靠谎言维持和鼓励说谎的制度，当下社会上所有极端的不道德行为，都曾在毛泽东的极权时代受到来自最高领袖和制度本身的鼓励，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野蛮和残忍、谎言和背叛、自私和仇恨之人性邪恶的大爆发。数不清的政治运动不断积累人性的堕落，以至于使不讲道德成为日常的习惯性行为。压抑人的正常欲望和放纵人的畸形攻击欲的毛时代一旦解体，鼓励小康生活的新秩序就把人的物欲解放出来，但是以革命和造反的名义所制造的无赖精神却没有任何改观，它又在新一轮的金钱梦中得到随心所欲的发挥，对暴力造反的痴迷变成了对权力金钱的沉醉。现在的全无信誉的道德混乱状态和文革时期全无任何自律的打砸抢行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卖身求利和毛时代著名知识分子的卖身求荣，其内在精神乃一脉相承。
   
   自利意识的觉醒必然导致人们对成本和收益的精打细算，制度本身给予不讲道德以丰厚的奖励，而讲道德却成为得不偿失的行为，充满了人身风险，这就必然导致全社会的不讲道德。换言之，当一个政权沦为赤裸裸的暴力强权和利益收买而没有任何道义合法性的支撑之时，它之所以还能够维持稳定，其深层的社会基础必然是一个道德废墟。
   
   在中国这样的恐怖政治之下，保持良知要冒巨大的人身风险，要求知识精英具有为社会不公而仗义执言的社会良知，不免有强人所难之嫌；但要求他们在学术上具有个人良心，实乃在情理之中。然而，在利益至上的小康时代，由制度造成的普遍道德堕落，必然使高校和学术界陷于学术无良心和知识无诚实的道德堕落之中。中国学术也像官场一样，既缺乏必要的学术监督机制又缺乏道德自律，学者和教授在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在学术上必然导致知识上的不诚实。
   
   总之，伪制度导致伪道德，伪道德导致伪知识。独裁制度在道德上的最大危害，就是使社会患上精神癌症——唯利是图和心口不一。所以，改变目前这种全社会的无灵魂状态，首先不是提倡“以德治国”或“保持先进性”，而是要改变这个制造和鼓励不讲道德的制度，让缺德者的厚黑权谋充满风险，让不诚实的行为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收益，而让讲道德没有太大的风险，让诚信行为的收益普遍地高于所付代价。“以德治国”与“和谐社会”的前提是制度的公正，在一个没有起码公正的社会中，制度性的缺德状态决不会有根本改变。官方提倡的任何“德”，不但治不了“国”，反而只能继续强化缺德行为的泛滥。因为这种钦定之德来自政治权力的强制，至多只是堂皇的包装，而不是发自人们的内心，也就无法在行为中践行。
   
   2005年3月16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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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rsday, March 1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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