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基督教信仰及其教会在古罗马的普及和日渐扩张，对西方社会而言，不仅提供了精神领域的终极信仰，而且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罗马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罗马的社会结构逐渐由一元化变成二元化，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结构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方面是政教分离、僧俗并存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的制度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达到一种相互制约的社会均衡。

   如上所述，基督教被君士坦丁大帝确立为宗教的正统之后，造就了罗马民众的双重身份——信徒和臣民，也造成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之间的冲突：作为信徒对上帝的责任、对教会权威及其法律的服从与作为臣民对国家的责任、对国王权威及其法律的服从之间的冲突，落实到现实中的权力及其义务的分配上，既是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冲突，也是信徒与臣民的双重身份之间的冲突。双重身份的冲突存在于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所有基督徒的身上，当然，最受这一身份冲突煎熬的个人肯定是国王。作为国王，他要维护和扩张自己的世俗权力，而作为基督徒，他对国家的统治，如果得不到教廷的认可，几乎就是不可能。所以，他在登基时不得不接受教廷权威的加冕，也就不得不倾听教廷的建议和指导，有时还要容忍教廷对国家事务的强制干预。

   一、教徒良知高于国王命令

   （一）高于王权之城的上帝之城

   信仰至上的效忠原则和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的合而为一，实际地推动着现实中的政教分离。在公元五世纪的圣。奥古斯丁神学中，前者被表述为“基督徒的良知权利”，后者被表述为“天上之城”高于“地上之城”。

   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建立在沉思世俗国家与教会帝国之间的关系之上。他视为基督教“天启的信仰”，写出基督教的《上帝之城》来凸现尘世王国的败坏，正如柏拉图鉴于雅典城邦的衰败而设计出“理想国”一样。奥古斯丁贬低世俗国家的思想，直接继承了柏拉图对地上城邦的蔑视。他笔下的上帝之城，也与柏拉图的“乌托邦”一脉相承，是照出尘世王国的衰败的上天之镜。在奥古斯丁看来，尘世国家只是畸形人类为了对付人性邪恶所带来的畸形后果，如果不是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国家就完全是多余之物。所以，人类如果意欲立足于不朽，就只有进入天上之城。而在地上之城中，人类除了忍受恶法秩序之外，再无其他途径能够限制人性恶的极端膨胀。

   在这种对立中，既有来自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又有而这些对立的现世基础是当时的教皇与国王、僧侣与俗人的对立。也就是说，在基督教时代的魔鬼与上帝、地狱与天堂之间的对立中，也能看到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哲学中的二元对立——肉与灵、人世与天国。读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会让熟悉古希腊哲学的人，首先想到柏拉图关于“理想国”与“次等城邦”的区分，即，超验理念所规划的天上秩序与经验现实中实际运行的人间秩序之间，始终存在着“原型”与“模仿”之间的差别及其对立。也许，在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之前，不存在这种对立，但是二人却偏偏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从此，人类的堕落与原罪便作为遗传留给了世世代代，从此也就出现了二个城——地上之城与天上之城。地上之城就是苦难、罪恶的别名，而天上之城是幸福、至善的别名。

   为了证实二者之间的根本对立，《上帝之城》以大量篇幅叙述了尘世的苦难和罪恶，从罗马遭劫到特洛伊受掠，从处女被强奸到占星术的邪恶。而且，书中有好几章专门讲述罗马帝国的罪恶：罗马人的原罪始于强奸萨宾族的妇女，证明了这个民族的十恶不赦；罗马帝国的原罪始于其创始人罗慕路斯弑兄的血腥，注定了人世王国的败落。这种深重的罪恶，不是人的一时糊涂，而是人类的原罪，它为人类带来了永恒的惩罚、永恒的死。

   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中，这种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差别，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不是权宜的而是永恒的，不是数量上的而是本质性的：再优秀的国王也是人，不可能与上帝平起平坐，也不可能实施完美的统治，好帝王和坏帝王皆是刽子手。因为，上帝之城由天使建立，而地上之城受撒旦统治；天国的统治原则源于上帝的法律，是超验的“正义治国”，而尘世的统治原则源于人的尘世欲望，是功利的“幸福治国”。尘世统治的王国与上帝统治的天国相比，即便是最好的君王治理下的最好的王国，也是最差的统治；再好的尘世正义，也不过是“盗亦有道”。或者说，在上帝之国的对比下，尘世间的最好王国和最坏王国之间，事实上没有任何差别。坏王国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好王国不过是保持罪恶人世的稳定秩序而已。二者的罪恶，只有数量上的差别，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如兴盛一时的罗马帝国，起源于血泊而终结于衰亡。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区别在于：基督徒知道帝王们是上帝实现其神圣意志的尘世工具，而异教徒则愚昧地把帝王当作人世救主。

   只有上帝知道何人得救，何人下地狱，上帝之城是个选民的社会，即能够进入该城的人都是被上帝选中的。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凡被上帝祝福的一切在这里都是永恒的。同样，凡被上帝诅咒的一切都是罪恶的，只能堕入人间之城——跟随魔鬼撒旦的人，必下地狱。他认为：在我们现世的斗争中，不是痛苦取得胜利，然后由死亡来驱尽它的感觉，就是天性取得胜利，并由这胜利来驱尽痛苦。在人世间，痛苦将永远作难，天性将永远受苦，二者都将忍受持续的惩罚。地上之城是上帝建立的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苦难和罪恶，而仅仅是为了使痛苦可以忍受。从哲学上看，奥古斯丁很有赫拉克利特的精神，他把这种天堂与地狱的二元对立做宇宙论的解释，即宇宙的对称在本质上包含着矛盾双方的相互斗争，人类社会必然形成地上与天上之争，《上帝之城》就是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

   正是在此意义上，奥古斯丁才是深刻的。二元对立的人生及社会法则，尽管充满了罪恶、悲剧的紧张，但他不是要放弃人生，而只是想呈现人生真相，进而使人从对上帝的信仰中汲取勇气，在正视真相和灵魂净化之中，使有罪之人得以不断地接近上帝救赎的标准。除了人的世界之外，其他生物界的生存法则无论多么残酷，也谈不上伦理法则，自然就不会有“罪感”。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灵魂，因而有行为的伦理法则。唯有属灵之生物才会有敬畏和谦卑，也才会有罪感和忏悔的欲望。如果说，孟子的箴言“人皆有恻隐之心”，是从正面界定了人具有的行善本能，那么，帕斯卡尔的箴言“离开了上帝，人的堕落便毫无意义”，就是从反面凸现了人具有的赎罪意识。在西方，人类心中的最高伦理尺度是上帝，上帝的俯视为人世秩序和人的行为提供最高标准。正因为在上帝面前我们皆是罪人，所以就必须通过忏悔和行善来赎罪。这一上帝法则，不仅对所有人皆有效，而且对所有人皆一视同仁，无分贵与贱、富与贫、健康与疾病、权势者与无权者。

   既然在现世的人永远是罪恶的，既然罪恶终将导向死亡（不止是肉体意义上的消失），那人类还有救吗？奥古斯丁回答说：有救，复活就是拯救。复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死后的灵魂复活，一种是在接受最后审判时的肉体复活。对灵魂的复活他没作过多的论述，而对最后审判和肉体复活则给了不少篇幅。有人认为，上帝之所以给人类定罪，是因为人类不信真理而听信谎言，奥古斯丁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正因为人类被定了罪，所以人才受骗、才迷惑，是上帝的秘密而公正的裁判使他们受骗。肉体在最后审判时的复活，并不能使人的肉体完全解脱，被定罪者的肉体将永无止境地受到烈火的焚烧，但它并不因此而消亡。焚烧不是毁灭而是净化，这就是所谓的“炼狱”，即通过地狱之火的冶炼而达到生命的净化和升华。最后，《上帝之城》在叙述奥古斯丁见到的上帝形象和上帝之城的永恒光明中结束。

   （二）基督徒良知：高于王权忠诚的信仰至上

   自从罗马进入了基督教时代，作为基督徒的个人就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教徒又是臣民，相应于尘世王国与宗教教会之间的紧张，臣民责任与教徒责任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奥古斯丁认为：既然上帝之国高于国王之国，那么教徒身份也就高于臣民身份，对上帝的虔敬和服从是绝对的、优先的，而对帝王的效忠和服从则是相对的、次要的。尽管，奥古斯丁是世俗秩序的维护者，但他并不是所有秩序的绝对维护者，而是有选择地服从好秩序而反抗坏秩序，他认为“不公道的秩序和法律就不配得到服从。”特别是当天国秩序与王国秩序之间发生冲突时，凡人服从上帝和尘世服从天国，犹如肉体服从灵魂。所以，作为教徒的个人只能选择站在上帝的天国秩序一边来反抗君主的国家秩序。

   同时，作为基督徒的人性也具有双重性：人既是理性的存在，也是意志及其激情的存在。意志及其激情指向对上帝的信仰，信仰是无条件的。理性指向对上帝的认识及其证明，是构成真正的信仰而不是盲目的迷信的前提。奥古斯丁认为，只认识和证明上帝而不相信上帝的信徒是不存在的，只相信而不认识上帝的真理的信徒也是不存在的。唯有意志及其情感上的相信，才会使教徒产生去认识信仰的动力；唯有理性对信仰的认识，才能使教徒的信仰避免盲目迷信。理性与意志及其激情缺一不可，二者之间的相互平衡，才是构成教徒良知的人性前提。基督徒对信仰的捍卫，不仅要有意志上的决断和情感上的沉浸，还要有知识上的雄辩。但在信仰与知识之间的排序关系上，奥古斯丁更倾向于“意志高于理性”、“信仰高于知识”、“启示高于真理”。

   奥古斯丁还相信，在理性和意志及激情的双重性之外，作为具有道德感的动物，上帝又赋予了每个人以善恶双重性：向善的天性和作恶的本能。向善者是那些自知“原罪”的人，也就是上帝的信徒；而作恶者是那些道德上的蒙昧主义者，不知道人的“原罪”而陷于更深的罪恶——狂妄——之中，也就是撒旦的追随者。然而，上帝的目光却具有直逼每个人灵魂的穿透力，在上帝的注视下，没有不作噩梦的作恶者，也没有不获得灵魂安顿的向善者；上帝通过信徒的甘愿受难而表现绝对的宽容，直到这宽容让作恶者自觉羞愧。所以，向善者对苦难的承受是对作恶者灵魂的最大考验，考验其灵魂是否还有获救的可能和希望，也就是能否被逼出道德上的恐惧和内疚；作恶者为恶的肆意也是对向善者的良知的最大考验，考验其良知能否在任何险境中坚守信仰而不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