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波

   --------------------------------------------------------------------------------

   【大纪元11月17日讯】在民族主义思潮变得越来越「政治正确」、也越来越走向好战化流氓化无赖化之时，《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的出现，实在是恰逢其时。尽管，限于国内的龌龊语境，该书对民族主义的批判，还要冠以「潜流」和「狭隘」的定语，也做不到言说的直来直去，更无法在媒体上高调炒作，但在民族主义的癫狂之声充斥媒体和书市之时，这本批判民族主义的书，能够在学术类图书的排行榜上连续九周占据一席之地，多少说明了大陆人的价值取向的日趋多元化：在新左派对全球化的诅咒中，还有自由派对普世价值的珍惜；在国家主义者对主权的崇拜中，还有个人主义者对人权高于主权的选择；在当局把中西冲突歪曲为纯粹的民族之争、每日用「亡我之心不死」来吓唬愤青之时，还有正视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之争的道义勇气不断发言；在愤青愤中们对义和团式排外的陶醉中，还有明辨是非之眼对反西方思潮的清醒透视；在半吊子军事专家对恐怖主义超限战的鼓噪中，还有学识扎实的国际问题专家对文明与野蛮之分野的明确意识。

   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言词上依赖于对西方、对全球化、对自由价值的无赖式说「不」，在现实上依赖于信息封闭制度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纵容，更依赖于对近在咫尺的一党霸权的沉默和献媚；而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言词上诉诸于对西方文明、对全球化、自由价值的肯定，在现实中依赖于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和文字狱的抗议。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依赖于对美国的对外霸权说「不」，而自由主义依赖于对中共的对内霸权说「不」。

   其实，用「狭隘」来描述中国民族主义，实在是对和平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恭维。在我看来，除了在抵抗外来的侵略和欺压之时，民族主义还具有正当性之外，而在其他情况下，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政客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何时不狭隘过？非但狭隘，而且癫狂，癫狂得日趋好战化、流氓化和无赖化：千万爱国愤青把爱国主义当作性虐待的皮鞭，在互联网上对女影星赵薇做意淫式强暴；把民族主义和反霸权当作声援恐怖主义的扩音器，奉拉登为圣战英雄，尊亚辛和阿拉法特为自由战士。

   一个曾自视为「天下中心」和习惯于接受「万邦来朝」的老大帝国，一个自以为唯一的「文明古国」而视其他民族为「夷狄」的家天下王国，突然被外来文明逼出连战连败的内在懦弱和诸事不如人的自身落伍，如何能不陷于时而自轻自贱、时而自傲自大的颠三倒四？

   比如，有极端民族主义者居然提出「光荣孤立论」。这样的独辟蹊径，大概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其不著四六，甚至比同时对抗美苏两强的毛时代还要癫狂。毛尚且知道收买第三世界的无赖小国，在挺不住时也要联美抗苏，何况在极权主义已经日薄西山的全球化时代，就连死硬的金正日都要参加六方会谈，中国已加入WTO且中国经济的国际依赖度日益提高，中共党魁也巴不得被西方大国接纳，新左派们也要四处炫耀自己接受过西方大学的邀请，无数愤青更要依靠互联网来倾泻仇恨……如何「孤立」且「光荣」？

   用「潜流」来描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我以为并不准确。事实上，在曾经具有强大的「华夏中心」传统的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始终伴随著强大的民族主义诉求：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派的「立宪救国」，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毛泽东的「反帝反修」，民族主义思潮从来不是甚么「潜流」，而一直是由屈辱和自傲的口水煽起「浪峰」。20世纪初，「西化」和「反传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五四」，其影响远不如「抵抗外辱」和「反帝」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五四」。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论战中，《河殇》掀起的「蓝色」波澜，远不如女排五连冠掀起的「振兴中华」之巨浪。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完全是六四后的变化，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兴起并渗透到所有领域，比如：文化界的「寻根热」和大众中的「气功热」，还有「女排热」在大学生中煽起的民族复兴的激情。在初露峥嵘的大众文化领域，民族主义狂热的表现决不次于九十年代，「雄狮猛醒」和「巨龙腾飞」成为最流行大众文化的主题。电视剧《霍元甲》中的主题歌「沉睡百年，国人渐已醒」、《龙的传人》和 《我的中国心》，都曾响彻过舞台和大街小巷。中华武功天下无敌的神话，随著武打电视剧和弱智武侠小说大举北侵，成为年轻人的主要读物。在年轻一代的眼中，身怀绝技神功的大侠变成新偶像，武功传承的神秘和打打杀杀的阴谋变成最为深邃的东方智慧，似乎包容了天地万物和人文哲理。

   只不过，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具有绝对话语主宰权的霸道程度，与之相平行的还有自由化和西化的思潮。

   最能说明爱国主义话语在道义合法性上的强势地位的事例，莫过于八九运动中的悖论形象：一面争取西式自由民主，一面又高举爱国旗帜。平心而论，以反腐败、争民主为主要政治诉求的自发八九运动，其思想根源来自西化的自由民主观念的启蒙，其合法性来源应该是《宪法》明示的各项公民权利，而与爱国主义无关。然而，不论是出于为学运寻找合法性保护的动机也好，还是出于长期灌输所塑造的群体潜意识的作怪也罢，作为民族主义最强音的爱国主义，在八九运动时期被各种政治力量所用，「爱国的」这个定语成为所有行为的合法性来源。学生称自己上街是纯正的爱国行动，所谓「爱国无罪！」「爱国不是动乱！」「祖国母亲，请你……」等祈求句式，是也。直到现在，一谈起八九运动，最常用的定语仍然是「爱国民主运动」，爱国的价值和合法性仍然高于自由民主。

   在当局方面，无论是同情学生的开明派，还是厌恶学生的僵化派，也都以「爱国主义」作为最有力的道义合法性。赵紫阳等走向前台的开明派，在为学运、也为自己进行辩护时，无一例外地强调学生们是「爱国的」，即便有些过激之处，也是可以谅解的。所以，应该善待这种单纯的爱国热情，通过耐心的引导把爱国激情引上民主与法制的轨道。而李鹏等僵化派，也在每次公开发言中也反覆强调：大多数学生是爱国的，但你们太年轻，爱国热情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事实上已经被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黑手所操纵所利用，再不与之划清界限，就很容易走到爱国的反面。

   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即便在对开放后的中国，也一直具有不证自明的真理性和道义性，没有任何人敢于或想到提出任何置疑。

   2004年11月14日于北京家中大纪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