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文选：体制内异见力量不再沈默

在中共现政权高调反腐败之时，黄金高的反腐投书可谓戳穿中共“反腐秀”的重磅炸弹，一旦见诸于“人民网”，立即被各大网站转载，引发出网路民意的巨大回响。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官方网站迅速辟出专栏，让网民对此投书“畅所欲言”；《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郑州晚报》、《南方都市报》等纸媒，也在第二天、第三天内纷纷跟进，或发表评论文章、或追访黄金高本人、或采访福建省有关部门，由此形成一股巨大“公共舆论潮”。中共最大的电视喉舌中央电视台沈默了几天之后，于８月１６日的《今日说法》栏目播出专题“让法律成爲防弹衣”。该专题由黄金高寻求社会舆论保护入手，谈及对反腐人士的法律保护问题。黄金高的信也在各级纪检部门内部引起震动，中纪委内部网站也进行转载和讨论。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１２日在《新京报》上撰文指出：“投书事件”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当地官场的政治生态环境很严峻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在“官商勾结”组成的“腐败利益集团”非常倡狂的背景下发生的，必须坚决打击、彻底清除。

反映真实民意的网路舆论，更对黄金高给予了罕见的支援。有媒体统计，在“反腐信”上网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至少有１０万多网民声援黄金高。《南方都市报》派往福州市采访的记者报道说：福州市市民普遍支援黄金高的信，但也爲他的前途和安全担心。一位离休老干部说：我以一个有著半个多世纪党龄的老党员的党性保证，黄金高绝对是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县委书记，只是生不逢时，让他担当了本不必担当的，才使他成了“反腐书记”、“反腐英雄”。如果中国共产党连这样正直的县委书记都保不了，就太让全国６０００多万共产党员寒心了。但愿老天爷能保佑黄金高书记性命无虞。

黄金高作爲中共体制内的“县太爷”，他的投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是对现行的黑箱体制的尖锐挑战，无怪乎福州市委爲此召开干部会议，给黄金高扣上一系列吓人的大帽子：“黄金高的行爲属于政治斗争，是个人行爲”，“不讲政治、不顾大局，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不懂法律、目无法纪，擅自弄权”；“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用党组织之功爲自己涂金”；“用扮演反黑英雄来掩盖自己失职”；“年随身防弹衣，纯系子虚乌有，是编造威胁，欺骗舆论、自我炒作”等等，甚至把黄金高事件上纲上线爲敌对行爲：“其行爲的直接后果是爲西方敌对势力、台湾敌对势力、民运分子等利用，引发了社会政治不稳定，成爲严重的政治事件”，并要求全市官员“面对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与省委、市委保持高度一致，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牢记使命、守土有责，以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把福州的工作做好，维护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不让西方敌对势力、台湾敌对势力、海外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妄图搞乱福州进而搞乱福建、搞乱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图谋得逞。”

黄金高事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信中所揭露的黑暗真相，更在于投书者是县委书记这一体制内身份，以及“人民网”这一最大的体制内网路媒体，它开始突破官场内部监督的潜规则，而诉诸于公开化的舆论监督。如果没有现任县委书记的身份，“人民网”不一定会发表这样的投书，投书发表后也不见得有这麽大的反响。黄金高和“人民网”的体制内身份，爲网路民意与体制内的传统媒体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契机。

由此可见，在反腐败等民衆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上，体制内的黑箱监督已经基本无效，而体制外的网路舆论监督的效果日益凸现，特别是近年来，网路舆论作爲一种体制外的自发监督机制，对权力腐败构成了越来越有效的压力。所以，这种自发的体制外舆论监督的巨大效力，也使体制内的清官们得到有益的啓示，反腐败在得不到体制内支援的情况下，他们就转而求助于社会舆论，有意利用公共舆论这一有效的监督工具，不再仅仅依靠体制内的党委、纪委、政法委、反贪局、检察院、公安局、监察部等机构，而且还求助于网路媒体和其他媒体，也就是求助于公共舆论所形成的体制外的舆论监督。尽管，这样的监督离独立舆论监督的制度化还有遥远的距离，但它对于推动体制外的权力监督机制的逐步形成则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体制内异见的崛起

黄金高的体制内异见所引发出的巨大舆论反响，不能不让我联系到今年的体制内异见：

大陆著名记者卢跃刚发表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在境内外舆论中引起巨大反响。与卢跃刚的几十万字的新闻性力作《大国寡民》相比，该公开信虽然只有一万多字，但给我的感觉却是厚积薄发，是长期积累在心中垒块的不吐不快的喷薄。在仍然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该信的大胆、直率、尖锐，涉及问题之敏感，对官本位现实之蔑视，皆开中共媒体内的异见之先河。

军医兼中共党员的蒋彦永先生，继他在ＳＡＲＳ危机中“向自己的国家说真话”之后，再次以自身的亲历写信给中共高层，呼吁尽快爲六四正名，此义举引领了六四十五周年纪念的全球浪潮。蒋先生因此而失去人身自由五十天，再次引发世界性的抗议浪潮。中共政权在国内外声讨声浪的道义压力下，不得不释放蒋先生。

北大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发表三万字檄文《讨伐中宣部》，也曾成爲国内外关注的热点之一。此前，著名戏剧家沙叶新也写出过批判党文化的系列檄文《宣传文化》，该文一经上网便成爲广爲流传的名篇。

青年干部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赵岩等人分别致信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爲“南都案”中的优秀新闻人伸冤；衆多体制内的记者、作家、学者也纷纷联名爲“南都人”鸣冤；三位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吴南生和林若，也公开质疑对“南都案”的判决，要求现任广东省委能够善待优秀的媒体及其新闻人。正是在体制内外的联合压力下，广州市法院先是在二审中大幅度爲俞华峰和李英民二人减刑，分别由１２年和１１年减至８年和６年，随后又于８月２７日释放了总编辑程益中。

在中共有关部门下令封杀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吴思的《血酬定律》和余杰的《铁与犁》等书籍之后，终于有被封杀的作者站出来抗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于７月１６日发表公开声明，抗议中共有关部门封杀他的著作《把自由给你爱的人》。茅老首开体制内人士抗议言论封杀制度的先河。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女士、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等人，不但关注过孙志刚和黄静的冤死，关注过刘荻的冤狱，还在六四十五周年之际，公开联名向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表达敬意。

……

２００４年，体制内异见的崛起，正在成爲民间维权的新现象。

如果说，２００３年是“民间维权年”，那麽，２００４年就是“体制内异见崛起年”，这也让人联想到改革以来，一系列体制内异见者对推动中国改革的贡献和他们爲此付出的代价。

二、八十年代的体制内异见

提到大陆的异见，人们首先想起的是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或民运人士，比如流亡境外的民主墙一代、天安门一代等人，留在国内的，有至今仍然在狱中的衆多异见人士，有丁子霖女士爲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有以鲍彤和张祖桦爲代表的从中共官方分离出来的异见者，还有许多持不同见者群体。六四之后，尽管中共从未放松过镇压，许多著名的异见者被迫流亡，但大陆本土的体制外异见者仍然不断发声，人数也在逐步增加。特别是年轻一代自由主义知识人中的许多人，或自愿或被迫地离开体制庇护而变成体制外异见者，比如，杨子立等新青年学会四君子，余杰、王怡、任不寐、余世存、杜导斌、胡佳、赵达功等人，这股新生力量越来越成爲体制外异见的主体，他们的网文，无论在知识界还是在一般网民中，都具有较大的号召力，他们还敢于践行自由信念，积极参与敏感的政治性民间维权，已经成爲网路维权的中坚力量。

然而，如果我们追溯改革以来大陆异见者的成长过程，体制内异见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虽然，七十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今天》文学、贵州野草社、１９８０年的北京高校竞选活动和八十年代的陈子明、王军涛主持的社经所，具有体制外异见的性质，但其社会声望和实际影响远不如当时的体制内异见。比如，七十年代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作爲体制内异见的代表，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超过当时的任何人文类作品；八十年代，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方励之的异见，在中青年的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中的广泛影响，甚至激发出八六年的学潮。由苏晓康等人创作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借助于大衆传媒的力量而变成八十年代思想啓蒙的最强音。可以说，在胡耀邦、赵紫阳、胡啓立、阎明复、朱厚泽、鲍彤等党内开明派的支援和保护下，作爲体制内异见的啓蒙派知识份子群体，是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中最爲活跃、也最有影响的主导力量。他们不仅主导过八十年代的改革大局和思想啓蒙，而且他们在六四后也由体制内转化爲体制外异见群体的主体。

（一）何谓体制内异见

回顾八十年代的中国，也许，我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胡继伟、吴祖光、李洪林、苏绍智、严家其、包遵信、许良英、白桦、金观涛、刘再复等啓蒙派知识份子视爲体制内异见者，不会有太大的歧义；但把以胡耀邦、赵紫阳、鲍彤爲代表的党内开明派称爲体制内异见，肯定会引来不同的意见。所以，需要做一点必要的解释。

在我看来，体制内异见是相对于体制内正统而言，并特指体制内的“开明派”或“民主派”，也就是体制内的那些信仰自由民主且能够实际地践行这种信仰的人士。当然，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复杂性，使现实中的体制内异见者不可能都是纯粹的自由民主派，比如，在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上，胡耀邦就不如赵紫阳开明，但至少可以大致确定如下标准：在中国，体制内的正统与异见的核心分歧有三方面：１、在文明模式或政治制度的最终选择上，是“坚守一党独裁而反对自由民主”还是“拒绝一党独裁而拥抱自由民主”。２、在改革战略上的选择上，是“只经改而不政改”还是“同时推动经改和政改”。３、不仅在信念上认同以上两点，而且在行动上能够推进中国的社会转型向著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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