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欲达致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民主不是万能的，却是必须的；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也只能在民主的不断完善中加以解决。老牌而成熟的民主国家如此，新兴而幼稚的民主国家更如此。
   
   就定期的全民大选而论，在任何民主国家，如果对垒双方的选票之差太过微弱、废票太多，且有类似胜出候选人遭枪击事件的突然插入，败选一方对选举的公正性提出质疑，乃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而不质疑不抗议才是怪异的。关键在于，面对输家和赢家的严重分歧，输家的质疑、甚至抗议，是循民主机制的合法途径加以解决，还是循法外途径扩大对抗，以至于酿成无政府混乱，才是检验一个民主社会是否成熟的标志。衆所周知，美国的2000年大选的选票之争，最后循法律途径得到波澜不经的解决，不仅显示了成熟民主制度应对危机的能力，也爲美国民主的不断完善提供了新鲜的经验。
   
   台湾作爲新兴民主社会，其国际生存环境极爲恶劣，但到目前爲止的三次大选，无论其民主实践出现怎样的不完善，诸如族群对立、议会扭打、黑金政治、口水抹黑、乃至有碍选举公平的种种疑点，台湾民主相对于其他新兴民主社会而言，特别是相对于亚洲的民主国家而言，无疑是理性而成熟的。即便相对于亚洲的老牌民主国家——印度和日本——的长期的一党独大和频繁的黑金丑闻，新兴的民主台湾也足以自豪。

   
   此次大选，在族群对立严重的大背景下，泛绿以微弱多数胜出，败选的泛蓝提出选举无效的上诉，对枪击事件提出严肃质疑，以抗议执政的泛绿阵营的幕后操纵所导致的选举不公，支援泛蓝的民衆也情绪激昂地走上街头，立法院内的对立双方也发生激烈冲突……这一切，表面上看，还真有些乱相丛生、民主危矣的征兆。然而，民主不怕冲突，也不是无政府，而是法治下的民主。选举或罢免，上诉或上街，只要对立双方都能自觉接受法治的约束，任何违法行爲皆要受到制裁。就是成熟的真正的民主。无论败选一方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多麽浩大，只要没有非法的暴力骚乱发生，而完全遵循合法途径进行，并最终接受法治权威的裁决，即便败选一方心有不甘，也就一切OK。
   
   起码到目前爲止，台湾朝野在处理选举危机上，皆能保持政治理性和遵循法治途径，泛蓝提出的是法律诉讼，街头抗议也是合法行爲；最高法院也已下令查封选票，陈水扁总统也已经召开五院会议，要求尽快修改相关法律，爲重新验票提供法律依据，选票之争的最后解决将听候最高法院的裁决。如果泛绿确有选举作弊，自然当选无效；如果没有，泛蓝也明确承诺服从最高法院裁决。由此，法律诉讼也好，街头抗议也罢，非但不是所谓的“民主乱相”，反而是民主社会和法治秩序的题中应有之意，能够体现出法治型民主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良好能力，恰好表现了台湾民主的逐渐成熟。
   
   不可否认，台湾政治的最大问题是族群分裂，容易诱使政治家以民族主义诉求来动员民衆和获取支援，使民主变成民族主义的而非自由主义的工具。然而，说句公道话，台湾朝野越来越强烈的本土化诉求，也可以被解读爲日益强化的民族主义思潮，其主要根源不在于台湾内部，而在于台湾外部。
   
   （一）一个在事实上独立治理和发展50多年的新兴自由民主社会，必须爲国、共内战遗留的历史恩怨负责，而且必须面对一个具有主权合法性的独裁政权——既傲慢又对台部署几百枚导弹的政权。这在民主价值成爲普世潮流的今天，如果台湾屈从了大陆的一国两制，无疑是专制对民主、独裁对自由的侮辱。所以，对北京的一国两制，台湾的朝野两党都拒绝接受。
   
   （二）一个被岛内主流民意自我认同爲事实上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却无法在国际上获得合法的主权国家身分，不仅被排除在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主要国际组织之外，而且其主权身分也不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在住民自决权原则得到国际公认的今天，台湾人却要面对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其屈辱感之深重，绝非局外人所能体验。如果台湾主流民意屈从这样的国际现实，也就等于接受了永远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屈辱。
   
   （三）在两岸关系上的另一重要角色美国，从冷战开始，一直负有维持台湾安全的责任，即便与北京建交而与台北断交之后，仍然如此。近些年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台海政策，只有技术上的调整而没有原则上的变化：既不认同独裁大陆以武力统一民主台湾，也不认同台湾要求独立的诉求，而是希望在保持现状的前提下促成两岸和谈。所以，即便对台湾的民主成就大家赞赏的美国，也无法容忍台独势力走得太快太远。因爲，北京早已宣布“台独即战争”，美国如果听任台独自行发展，就等于把自己推向不愿卷入的战争。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台湾，如果完全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而没有任何独立决策，只能被耻笑爲美国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或傀儡，仍然逃不脱另一种屈辱的处境。
   
   自从台湾著名导演候孝贤拍出《悲情城市》之后，“悲情台湾”已经成爲具有象征意义的片语，用于描述处于多重屈辱压力下的台湾精神。说到底，在中共武力威胁之下、得不到国际承认的台湾悲情，主要不是産生于安全受到威胁，而是来自台湾人的尊严得不到尊重。
   一方面，只要北京政权不把台湾当作平等的政治实体加以对待，正视并尊重台湾的主流民意，北京无论怎样说、怎样做，也无法赢得台湾人发自内心的合作，更无法遏制台独意识的自发扩张，即便诉诸于武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北京仍然奉行在外交上全面围堵台湾的政策，国际社会又不得不与北京合作，不给台湾以主权尊严，台湾扩展合法国际生存空间的努力就不会停止。而北京，除了外交围堵之外，也没有什麽更有效的办法遏制台湾争取国际承认的努力。因爲，在维持台海现状的前提下，“一中原则”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而北京一旦对台湾开战，国际主流社会必将重新审视“一中原则”。
   
   换言之，在两种制度截然对立的现实下，如果说“台独意味著战争”，是台湾主流民意放弃公投的无奈；那麽“战争意味著台独”，就是中共政权不敢轻言动武的无奈。
   
   有人说，台湾应该超越“悲情”而走向清明理性。然而，由反抗荷兰殖民者到抵抗日本殖民者，由反抗外来的蒋家威权到拒绝隔海的北京专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台湾必须面对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外部约束，必须在背负著多重屈辱的压力下生存。如果你是至今还必须承受这些屈辱的本土台湾人，你该如何面对？如果你是民选的台湾总统，你如何能咽下无法走出国门的屈辱？当身爲台湾总统的李登辉被困在夏威夷的座机里，你还能要求他理智地对待这种屈辱？而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也就等于自甘于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尊严的地位。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人，作爲属灵的生物，对尊严的看重甚至超过对温饱的追求。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适性，在根本上来自渴望得到平等对待的人性尊严。现在的台湾已经是自由民主社会，在岛内，台湾人已经是拥有平等尊严的自由人，而在国际上，台湾作爲一个政治实体，却没有这样的平等尊严，也就等于台湾人的民族尊严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如何能不悲情！
   
   现在，港人在争取政治改革的努力，屡屡受挫于北京的蛮横干涉，向往民主的港人主流民意，得不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尊重，不是同样表现出一种“香港悲情”吗？
   
   同时，悲情産生于尊严的严重受挫。民族悲情是民族自尊严重受挫的必然反应，容易引发强烈而畸形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又很容易导致政治上的独裁。然而，在台湾，世界看到的却是：源于“2．28”悲情的本体化思潮，对内一直是自由民主的最强大催化剂，对外一直是抗拒中共独裁的道义力量。而且，在民间本土化思潮的压力下，台湾高层的本土化和开啓民主大门皆始于蒋经国时代，在短短的10几年内的民主化中，已经举行3次和平而理性的大选并完成了政党轮替，实在是政治奇迹。
   
   尽管，黑金和民粹、劣质口水和局部暴力、国民党老朽和民进党的稚嫩……皆是台湾朝野必须加以不断克服的弊端，事实上，岛内对这些弊端也一直有不断深入的反思。然而，环视当今世界，在如此有辱尊严的外部环境下生存，台湾人的自尊怎能不受到极大的伤害！在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和民族自尊严重受辱的情况下，如果说，由族群分歧引发的种种棘手问题在所难免的话，那麽，台湾的民主运作能够达到今天的水平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要说：台湾的民主是在恶劣外部环境压力下的优质民主。唯有台湾朝野的通力合作，不断提升台湾的民主品质，同时也在推动大陆民主化方面有所贡献，才是台湾走出国际困境之正途。当大陆人具有了与台湾人一样的人性尊严之时，就是台湾人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之时。
   
   （2004年3月23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