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判三缓四、个人罚款10万元、公司罚款30万，当庭释放收场。他是“吸收公众存款”还是“民间借贷”，公众、专家有不同看法，且当存疑。孙大午的儿子孙蒙对某家媒体说：“我父亲这次完全是因言获罪”，也许是另外一个注脚。这是一桩糊涂案子。民营企业正在上升为中国经济的主流地位，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制度保障，跟政府部门的磨擦和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只不过因为孙大午有很高的知名度，将这种紧张关系显形化了。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已经沦为掠夺性政府。这个观点得到高层的默认。从“孙大午事件”的一些细节，可以捕捉到政府与民营企业关系紧张的事实：孙大午被人认为很“抠门”，逢年过节，一箱鸡蛋就打发了常打交道的政府官员；集团从来没有单独的招待费；被一些人看作“不会做人”、“特立独行”，不喜欢巴结讨好政府官员，更不会“进贡行贿”官员；倒很喜欢跟学术界人士来往，以农民企业家身份在北大等学府演讲；把当地土管局、税务局告上法庭，但以败诉告终，罚款数百万。
   
   孙大午打破了惯常的官民游戏规则。再深层次挖掘，他的个人经历颇能说明问题：他当过兵，以营职军官身份，转业在县银行工作，后与妻子等农户承包土地，辞去银行的“肥缺”公职。他谙熟官场之道，也就对官场的“厚黑学”比一般人看得清晰，他却选择跟政府“不合作”，常人很难理解他。孙大午主动放弃“保护伞”，他在狱中的一首短诗，是他心路历程的最好写照：从来不信传世作/天行健/地怎说/纵然已近天命年/仍西望长安/诘啧蜀道/惟有男儿本色。大午集团曾经名列全国民营企业500强，资产上亿元。集团所在的村落，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五脏俱全，俨然一个“农庄帝国”。他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缺席，与倒闭的华西村、大邱庄领袖不同的是，他每月拿工资2000元，高龄父母仍在捡破烂。他赢得人们尊重，不是靠“财大气粗”、“霸道”。他的真实意愿是与当地村民“共同富裕”，不管他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实际上践行着 “政府是靠不住的”平民立场，在他身上体现出最朴素的民权意识。但同时，他的所为，显然首先是从集团利益的角度出发，但是他以学校和医院等实物投资，客观上帮助和“取悦”了政府。自己能够做到，而政府做不到。这就是他坦然自信的所在。他“取悦”政府，却从不主动讨好官员，所以“得罪”了许多人。这些官员感觉颜面无光，主要是从大午集团捞不到油水，因此，大午集团在土地、融资、纳税等等关口，处处受到他们的刁难和掣肘。孙大午想的简单了，以为办学建医院修公路足够让地方官员显摆政绩了，没有料到他们的胃口很大，不光要政绩，个人腰包也不能空着。
   
   与其在法律层面解读“孙大午事件”，还不如在政治权利层面分析来得准确。在中国，所有的经济、文化、社会规则，都能在政治制度里找到明确的答案。将一切经济行为通过政治手腕来解决，一方面说明，占据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依然遭受歧视，仍然被排在政治秩序的边缘；另一方面，财富上的“富豪阶级”并不意味着天然地享有“富豪阶级”的政治权利。那些中产阶级、草根阶级就不用提了。富豪阶级获得政治权利的机会，毕竟要比下游阶级的机会大得多。这里不是指享有政治特权，基本人权对哪个阶级都是平等的。财富和权利的错位，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强大实力与政治专制构成的畸形社会形态，失去平衡，非常容易使社会深层矛盾以一个突发事件爆发。堂堂一个资产上亿、信用良好的企业，为什么在银行贷不到款？为什么受到土管、税务、工商部门的人为刁难？这是揭开民营企业跟政府关系紧张的钥匙。在当下，政府占有的政治资源、司法资源，甚至新闻资源，别说一个小小的大午集团，就是整个民营企业阶层，都是无法抗衡的。中国现在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摸着地雷过河。连体制内的学者李慎之临终前都拼老命疾喊：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了。私产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证，民间资金大量外流就是其一的证明。数量不少的贪官携国家巨资外逃，也是对一党治国缺乏监督的反讽。

   
   孙大午的不合作姿态、平民立场和财富能力，造就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在他危难之际，获得各方专家广泛的同情和帮助。于他个人而言，短期羁押就获得自由，有喜有悲；而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却是悲大于喜。“孙大午事件”因经济原因而起，各方势力妥协，以一个似是而非的司法罪名作为阶段性的了结。制度缺陷，应该由政府检讨，由官员引咎辞职来不断弥补，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不应该由一个民营企业家来背负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