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1980年代，有太多的记忆从心头溢出。我一直对“苦难是最大的财富”抱有怀疑。没有人可以选择命运，没有人能够抹去时代所施加的烙印。不经意的过往的些许波澜，都能荡开心灵颤栗的一刻。1989年，是一本书，一本黄封皮的小册子。让我惊讶的不是书名本身引起的悬念，而是勾起14年前读到这本书时刻骨铭心的震撼记忆。1988年，先期播放的专题片在校园掀起旋风，随后出版的辑录解说词的小册子，校团委免费派送，人手一册。《河殇》封面的底色是亮黄色的黄河，一条小木船在河水里摇摆，大大的、手写的两个黑体字“河殇”扭曲在封面上侧。

   非黑即白，非错即对的价值判断，遮掩在那个年代通用的意识形态阴影下。一把《河殇》水，醍醐贯顶。它急迫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反思黄河文化、华夏文明，将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推向极致……

   1989年6月，我从北京返校后，这本小册子被查封，连同珍贵的学潮照片一并被警察没收了。且成为把我投进监牢的“反革命”罪证之一。

   我几乎在一年间成熟了。

   近日，看见一篇关于《河殇》出台前后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重在厘清了《河殇》出台内情和主创者的重要史实，以及主创者谢选骏先生对王小东批判的回应，是对黄河（中原）文明、长城精神、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再次深刻阐释。抛开他们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河殇》对中国自由民主运动起到很好的引导和见证作用，相信对经历八九年六四风雨的人，是一份迟来的慰藉，对后来者依然有教化作用。八九年六四是中共永远的耻辱和罪恶，历史教科书和舆论宣传中，完全雪藏了发生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中国大陆一九七零年代中后期、八、九十年代出生者，几乎都不了解这段屠杀的历史。独裁者为什么向自己的人民举起屠刀，是有必然的文化政治逻辑的，节选的这篇文章给出了部分答案。

   谢选骏先生的这篇力作在大陆依然难见天日。故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小标题为作者所加。

    《河殇》主旨是民族的爱国的：批越苛爱越深

   看到王小东的文章，知道我自己可能忽略了，王小东的立场是随机应变的。例如，王先生在中央电视台1988年播放《河殇分镜头稿》时，确实曾对《河殇分镜头稿》推崇不已：“《河殇》对长城的议论，足以击毁延续多年的盲目崇拜，使长城从华夏精神之象征惨跌成帝王愚痴的蠢动。”

   他在和秋田草合作的《激情的阴影》中明确宣布过：“我们不想否定《河殇》的进步意义”，所以他现在回顾说：“说实话，我在写《激情的阴影》时还对《河殇》的作者心怀敬意”。

   然而过了12年，还是同个王小东，摇身一变，又用红灯区的通用语言去这样诬蔑他曾经“心怀敬意”的进步意义：“《河殇》要求我们对于西方人更恭顺，只谈做妓女可以赚钱，却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它忘了，1840年前后中国外贸独步世界，最后却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人抢光了。我认为，《河殇》极端崇拜西方文明，却对于西方文明的真谛毫无感觉，说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话，到头来还是几句‘阉者的梦呓’而已。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有山本五十六写在两个螺旋桨叶上的对子：‘不自惜身命，龙鲛跃四溟’。这个对子的文学水平很一般，但我认为，同样是讲‘蔚蓝色’，山本五十六的这个对子远比《河殇》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谛。”（见《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

   为什么王小东老是捏造事实来“说理”？《河殇》什么时候“谈做妓女可以赚钱”？时隔12年，棍子先生还在利用人们的健忘来继续其诬蔑不实之词，可以想见他当初奉旨批判时，是多么不顾事实了。王小东虽然声称《河殇百谬》十分拙劣，但实际上他栽赃陷害的方法，比《河殇百谬》的断章取义，更加恶毒。王小东不知出于哪一种变态心理，老是声称用黑社会来保护妓女才合理。听说他去过美国等地，可能在红灯区作过某种社会调查，但这是他自己的经验，不是《河殇》的理论。他一面打出中国民族主义的旗号，一面又站在供奉日寇的靖国神社的立场上，津津乐道地表扬那些血迹斑斑的日寇！俨然两个王小东，但哪个是真的？人格分裂到这种地步，还来谈论什么中国之路，真是学界的耻辱。

   王小东在他所答非所问的答复中，拒不回答我的提问：为什么要用妖魔化（《河殇》）的方式，来颂扬日寇军头山本五十六？反而混淆视听、倒打一耙，说我承认《河殇分镜头稿》是卖国的。我那不过是套用王小东们的逻辑讽刺他们。如果按照那样的逻辑，王小东敢于在北京香山颂扬山本五十六，就是汉奸行为，就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但我不想拿这个帽子扣他，不想学他。而他怎么把讽刺也照单全收了呢，真是善于吸收！

   王小东不信中央电视台仅仅支付给我200块人民币河殇稿费，那么他为什么不在北京就地查证呢？至于他断言我实际所得“恐怕就要超出这个数字的2000倍”，有什么证据呢？王小东们就是用这种无中生有的方式来作出“社会学报告”的？王小东们也是以这种信口开河的方式来谈论国际政治、谈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吗？以前我还以为王小东们掌握了什么我不知道的研究数据，现在看来很可能都是王小东们自己拍拍脑袋、凭空杜撰的。难怪王小东们的言论可以这么耸人听闻！

   至于他所说的其他好处，中央电视台请我参与电视片《河殇》撰稿之前，我已经出版了四本书，发表了100多万字作品，而电视片《河殇》的播出也没有使我从副教授破格提拨为正教授。我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官倒；反倒是一年以后因此入狱。我没有逃避，我和自己的人民一起受苦。那时候，王小东在干什么？顺便说一句，我在八九民运期间没有写过一张传单、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本来不至于入狱——不是因为《河殇》，又是因为什么！而现在的著名新左派甘阳先生，当时虽然写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宣言之类的激烈文字，号召“推翻反动政府”，竟然逍遥法外、毫毛无伤。可见河殇撰稿人的罪名，比什么都大，只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也算“其他好处“？那时候，王小东在干什么？

   六四过后四个月，我的妻子临产，我才被假释回家，由于受到惊吓，小孩迄今病弱……请问北京香山的“民族主义者”王小东，这样的好处你敢要吗？别说你不敢，谁都不敢要。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删改歪曲

   我想谈一谈，中国的传播媒体，应对《河殇》事件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事实上，不仅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大报有责任，就是连《羊城晚报》这样的地方报纸，都有责任。《河殇分镜头稿》播出后，《羊城晚报》找我约稿，我就写了《我与<河殇>》应之，文中就谈到了我单独写作的《河殇第一稿》与《河殇分镜头稿》的思想异同。我还清楚记得，当我和远志明从《河殇》拍摄现场出来时，我对他说：“你和苏晓康是老共产党员了（另外两位《河殇》撰稿人王鲁湘和张钢也是），所以你们成了国际主义者。我则是民族主义者”；他与我争辩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国际主义才是正途，马克思主义只是没有做好，但其立意是好的云云……远志明那时还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遗憾的是，我的这些回忆文字，被《羊城晚报》大笔一挥，不见了！我去哪里可以控告中央电视台？去哪里可以控告《羊城晚报》？它们当时（恐怕现在也一样）都是代表各级政府的。中国那时还没有民告官的可能（现在有可能吗）。

   虽然媒体如此，但我仍然做了力所能及的事：1988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一文，明确提出：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具体来说：“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其原理在于：“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如现在是吸收西方文化，第二阶段如未来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此外，我还尽力在《龙年的悲怆》（论文集，1988年）、《学术百家》（杂志，1989年1期）等处，摘要发表了《走出黄河心理》（河殇第一稿）；并在《向东方》文集中全文刊载了《走出黄河心理》（河殇第一稿）。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不是我现在凭空杜撰的。但这些声音却似乎被人故意忽略了。我不能不认为，中央电视台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这种角色，下面我举出一些电视片《河殇》出台的前后的例子，来略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