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揭露深圳警方、深圳收教所的黑幕，虽然只是九牛一毛。他们极有可能串通起来再次逮捕我，封我的口。针对深圳警方一贯无赖、流氓、强盗的行为，在此我郑重昭告天下：我在出狱后，做了全面体检，没有任何重大疾病。此文公开后，在中国大陆任何地方，如果哪天我的生命突然消失，或者遭遇意外车祸，或者被不明身份人残害，或者第五次被逮捕，那一定是深圳市政法委书记兼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李锋，指使深圳市公安局一处（内保处）特工廖秀平（广东人，40多岁）、赖晓宇（湖北人，38岁左右）等人所为。

   七

   井：作为作家，您认为牢狱生活给创作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吗？

   刘：起码入狱打断了生活的秩序，陷入生活困顿。写作需要基本的生存保障。截止今天所跋涉的路途，都是我自愿选择的，我从不后悔。几次牢狱之灾，让我失去了母亲、妻子，包括亲人对我维系的最后一丝期望。我还有什么可在乎的？秉持自由作家写作立场，为中国大陆言论自由呐喊，是我毕生的圣经。过去我总是在坐牢的地方出来，之后就离开那座城市到别的城市谋生。但是，这次不会，我还会回到深圳，并不会离开深圳半步。

   既然深圳警方让我“随叫随到”，他们就该为我的人身安全负全部责任。在深圳，你会发现街头每个岗亭上都写着：“有困难找警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从来不敢低估深圳警察、中国警察的能耐。

   我期望有一个闹中取静、贴近对手、生命安全、环境优美、女人漂亮的城市，潜心记录我见证的罪恶和苦难。深圳，正符合这些特征，是唯一让我心仪的城市。

   井：您对坐过牢的地方是不是特别敏感？是不是感到厌恶？

   刘：那倒不是。专制独裁国家，一定是警察国家。这是专制国家普遍的特征，是维护暴力政权必须的一道屏障——公民的自由度是由警察界定的，而不是法律。哪个城市的警察特务都忙碌着，即使你在拉萨那么偏远的地方，照样掌握你的一言一行，照样能抓到你。王炳章在越南都能被中国特务绑架回国，他们还有什么想不到、做不到的？什么都可以怀疑，但中国大陆警察的能力千万不要有丝毫怀疑。独裁国家还有一个特征，即全面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它象魔鬼手里挥舞的一张罗网，铺天盖地，任何人，任何一个角落，都被完整地罩在里面。我们所做的就是，象一个人那样站起来，在这张网上捅几个大窟窿，让尽量多的人透透气，免得被窒息呛死。你敏感和厌恶有什么用？

   我喜欢灯红酒绿的城市。可能小时侯随父下放农村，见识太多贫穷的缘故。我在兰州、上海、海口、深圳等地都工作生活过，在其中三座城市坐过牢。兰州，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的大城市。我记得兰州街头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漂亮女孩。它为我打开了关于自我价值、关于民主自由的第一道大门。主要大道上有我游行示威的足迹，市中心的东方红广场留下我青春的呐喊和悲号，还有红古区那个叫平安台我曾坐牢的地方。兰州，也是我作为一个半桶水诗人，初试身手的舞台。也有留在五泉山雪地的初恋。也伤害了一个朋友，让我至今不敢面对他。相隔十年再去兰州，一切如斯，都化为一捧风干的泪。如果我是一个经济动物，那比较喜欢上海，上海市场比较规范。也正是种种规范，不再适合我长久盘踞。我在海口的时候，还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离开整整十年了。希望在恰当的时机，返回我在兰州、海口坐牢的地方，旧地重游。深圳，前面提到过，不再重复了。

   井：您说过“总是在受伤之后才回家疗伤”。您认为甘肃最让您怀念的是什么？

   刘：我这次回庆阳，最主要的原因是出狱之后，身心虚脱，需要一段时间安静调养。其次，我九年没回来了，非常想念家人。还有一个不是原因的原因，即使我释放了，深圳警方还经常骚扰深圳的一些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我希望我的离开，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减轻朋友们的压力。可能这个想法非常的幼稚，总之我必须选择离开。

   井：狱中有没写文学作品？带出来了吗？

   刘：读书都受到限制，写作根本谈不上。幸好我收集了许多素材，都装在大脑里。我很后悔，在兰州、海口坐牢时没记录详细的素材，比如虐待我的警察的名字等等，所以发表在《民主论坛》的一些狱中回忆录，没有记录这些警察的名字。那些凶狠的狱警虽然是制度下的产物，但他们就可以不承担道德与法律的审判。那是不对的。未来是历史的答卷。杀害遇罗克、杀害林昭、杀害李九莲、杀害……共产制度残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我不知道文革杀戮跟南京大屠杀，本质上有什么区别？生命在任何屠刀下，都是等价的。坏制度固然邪恶，那么，坏制度都是由人操纵的。制度只是一张面具，承担杀戮责任的，必须是躲在面具后面的、一串有名有姓的个体。他们的名字必须跟死者一样记录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是跟野兽的本质区别，不管是何种原因、何种借口，都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就必须接受惩罚。当法律被独裁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自然法则就该成为寻找正义的武器。对这些罪恶的记载是属于文学的责任。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文学的首要诉求是记录，不是拯救和复活。要面对真实，不是进入主流。最边缘化的作品，最有可能进入历史。被封杀的作品，最有价值。我们可以没有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但绝对不能没有对杀戮和苦难的记载！以“养家糊口”、“工作需要”、“执行命令”为由去作恶的人，同样应该受到制裁。在谎言世界，可以选择沉默，而不把谎言作为工具；在暴行肇行时，可以枪口向下，而不把枪口对准人民。对中共意识形态语言，寻找对立语言，往往得到的是真理。文学首先是关于人的记述。在民间口语（地下）文学中，保留着真实中国的原色。文学的出路，就在这里。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记录者，不是写作者。生命需要质感，文学也同样需要。

   记得有位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我喜欢看流血的伤口，因为它是真实的。”中国大陆的现实生态，给文学提供了太多太多的素材，就看我们有没有胆识去触摸。我们挑战专制的高度有多高，那么我们获得的自由度就有多大。

   井：您出版了诗集《走上街头》，是否给自己定位为诗人？

   刘：记得年少轻狂时，曾给自己印刷名片，上面写着：诗人 刘水。主要是吸引漂亮文学女青年的眼球。也获过几个诗歌奖。现在我写的诗比较少。挂什么招牌，并不重要，要靠实力说话。但是，诗人对于创新社会观念、开辟社会变革的导向性作用，我坚信不疑——普希金之于俄国，拜伦之于英国，海涅之于德国，北岛之于中国……我非常崇尚诗人张扬、纯净的气质，和对生命、自由无尽的歌吟！

   井：当局明文严禁您出版书籍吗？

   刘：即使有这样的红头文件，我也看不到——我不够资格。我很了解大陆出版业的运转机制。我那些政论时评文章，在中国大陆是不可能出版的。所以，我也没尝试出版。为了出版一本完全不涉政治的纪实文学《裸模风波》，让我差点发疯。如果我的那些文章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除非有另外一个执政党上台，那我割肉卖血，也要自费印刷出来。我会站在天安门广场，免费向游人散发。

   井：有没考虑过流亡？

   刘：1996年从海口出狱后考虑过，可是，流亡就是逃离。失去母语环境的温润，随着年月日深，生涩和枯竭就会在字里行间、精神上凸显出来，让精神重心飘忽失重。流亡是给流亡者判精神死刑。作品不能进入大陆，只在圈子里流转，那是我们所有写作者的悲剧。或者弄一笔资金，搞个网站什么的，都是非常有限的手段。当然，我也有许多现实考虑。我要学会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会坚守在大陆打阵地战、持久战。除非死亡向我逼近，并且我感觉到这种危险，那我选择逃离。

   八

   井：能否问您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您第二次入狱的时候，您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也因为您的株连被关起来。她现在呢？她可好？

   刘：哦，我们已经离异十年了，现在应该说是我的前妻了。她现在已经过上正常的生活。我这次出狱后特意把《监狱手记》里描写她的那部分给她看了，算是给我们曾经的感情划上一个凄美的句号。像我们这样的人，本来就应该有心理准备 ――说不定，哪天就会失去自由。政治犯的妻子，都是非常伟大的女性。我非常敬佩她们！

   井：我看到很多异议人士的妻子都在自己的丈夫入狱的时候向他们提出离婚的决定。包括这位被重判10年的记者师涛。我个人一直相信《诗经》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诗句。您是否认为中国现代的女性，在道德品性上有所欠缺？

   刘：怎么说呢，在感性上，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但在理性上，我不大认同。有人说：因为不了解而相爱，因为理解而分手。没有人天生就是一个政治犯，有成长觉醒的过程，说不定婚姻就诞生在这个时候。尤其象在中国大陆这样非常严酷的专制社会，发生了许多对知识分子的集体屠杀事件，只是近年互连网的出现，将所有政治案件公开化了。实际上，新中国56年，中共从来没有停止对政治异见者的镇压。所有中国人都有对恐怖的惊惧记忆。六四屠杀之前，你不会看到太多的政治犯（文革除外，右派严格讲不算政治犯，那是对他们人格的集体阉割）。知识分子都是先投降然后被招安进共产体制。可以说他们都很风光，多少革命美女追求他们，他们的婚姻恪于政治上的保障，都显得特别稳固。但是，有多少是出于爱情呢？

   独立知识分子向来在中国是稀缺的，甚至比大熊猫都宝贝。知识分子边缘化，是一个健全社会需要的，也是常态。但是大陆还没有多少人自愿边缘化。我说的是自愿，不是被迫。近年来，发生在政治异端身上的婚姻悲剧，数不胜数。每个人都有对监狱和死亡的恐惧。谁若说他（她）不怕，除非大脑有故障。她们没有义务为我们过上那种担惊受怕的生活。对于她们的选择，我能够理解。生活就是宽容、和解、提高的过程。即使对待自己的敌人，也要有宽容的预设心态，但是绝不宽恕他们的恶行。对婚姻，或者说家庭我没有多少体验。我觉得婚姻的实质是爱。如果没有了爱，让她们尽道德义务，对双方都没有意义。如果从道德品性上高标准要求她们，我觉得太苛刻了。

   从另一层面上说，中国大陆现实社会生态，杂草丛生，人们普遍没有公民意识，没有对信仰的敬仰和尊重，而且大部分国民的人格都是卑微的、顺从的、分裂的。这是威权政治长期恐怖统治的结果，也是独立知识分子严重缺席的后果。知识分子占有各种优势资源，做旗手是他们的义务。我坚信一旦有火苗点燃，象八九年六四，人民会马上跟进。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希望蕴藏在草根民间。在这个金钱可以购买爱情婚姻的社会，晓义跟随、献身信仰、博爱无畏、感恩敬畏都是国人稀缺的质素，许多婚姻都屈从迷失在暴民文化和商品文化里，政治犯的婚姻难道能够例外？我渴望爱情，但绝不亵渎爱情。我的爱人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