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文集：对抗是知识分子最舒服的姿态—

刘水，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自由作家。在中国大陆屡遭当局迫害，先后四次入狱：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他因组织兰州学运被当局判以“反革命宣传组织罪”劳教十五个月，并被甘肃财经院校开除学籍。一九九四年六月正值“六四”五周年，因主编《六四事件大写真》、《海南黑社会纪实》被当局指控“反革命宣传罪”，在海口市公安局秀英收审所入狱三年；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被深圳市公安局指控“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回原籍；二〇〇四年五月，被深圳当局诬陷“嫖娼罪”，在深圳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服刑一年半。

1991年至2003年，除入狱外，先后在海口《证券信息周刊》、《南方都市报》深圳办事处、大公报《大周刊》、《深圳晚报》等媒体担任记者或编辑；曾短暂出任工业杂志《玩具世界》主编。出版诗集《走上街头》（1993年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纪实文学《裸模风波——中国首宗女裸体环保行为艺术事件全纪录》（2004年广州旅游出版社）；《监狱手记》（网络连载中）。现居中国大陆。

E-mail: lusi909@hotmail.com szliushui@gmail.com

以下刘水简称刘，井蛙简称井。

二

井：请问您出狱后身体状态如何？上次听说您患有眼疾，为什么会这样？

刘：出狱后检查,我患眼疾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营养严重不良导致的；第二因为我患近视眼有20多年。现在右眼视力退化严重，看书半个小时就疼痛、模糊。今年初在牢狱就发现视线里有几块黑色斑块。监狱医务室没有条件治疗，大夫随便给了一瓶眼药水让我用，结果越来越严重。一直拖到我出狱治疗。在收教所不是不能看医生，他们很欢迎你去看医生。因为牢里的医务室是营利的，看病要犯人自己掏钱。坐诊大夫都是外头聘请来的，反而狱医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现在就在家里调养身体。

井：您在深圳收容所一年半里，他们有没有虐待您？其实，失去自由的每一秒都可以说是被虐待。我想，世界上任何一种苦痛都不比失去自由痛苦。

刘：是这样。虽说我在收教所肉体没有受到虐待，但在抓捕那天遭受了拷打。老犯人郭勇（刑期一年，四川省成都人，40岁）给我悄悄讲述了他们挨打的经过，还给我展示挨打半年后仍在发黑疼痛的腰部。我入狱前2004年1月13日，二中队队长谢栽等警察教唆犯人打犯人，打死钟新雄，伤残14人。狱警命令整幢大楼犯人唱歌，掩盖犯人的惨叫声。此案于2005年10月24日在深圳市中院审理。因为打死人，收教所警察才有所收敛。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是管教找犯人谈话，无论在哪里，犯人都要蹲在管教面前，进办公室也要蹲在门口喊“报告”，否则就要受到呵斥，要在全体犯人面前做检查。为此我跟管教争执了几次，才算保持了可怜的一点自尊。

抓捕我时，深圳福田区南园派出所治安队张警官（他拒绝告知真实姓名，自称是个队长）等便衣警察，对我采取了殴打脚踹、诱供假释、虐待罚站等恶行，长达5个小时。从这些层面分析，深圳警方的丑恶行径怎么能让外界知晓呢？

收教所伙食非常差（规定每天伙食费5元钱，实际只有3元多，被克扣掉1元多）。我刚进去的那些日子里吃不饱，身体浮肿，肠胃都出现毛病，每个月都要去看病。我们早餐就吃那种加了色素的什锦咸菜。午晚餐都是水煮菜，油水很少。饭盆里漂的几片肉，都是有异味的劣质肉。犯人普遍营养严重不良。我经常一餐只吃一袋方便面。为此在2004年10月，我发起改善伙食的签名，当时有很多人签名。不过，那一次没成功，因为签名书都给中队扣留了，伙房又做不了主。中队不愿意递交这样的签名书，惟恐所部责怪他们管理不好。到了今年的4月，我再一次发起改善伙食的签名，签名人数达到男犯总数的71%。我将一份给中队，一份转交所长。结果，伙食稍微有所改善。

你知道，看病要给钱的，包括伙食、囚服、被子、日用品都要犯人自己掏钱。伙食和囚禁环境非常恶劣，犯人经常得病，但是，不看病就会加重病情，所以形成恶性循环。收教所就这样从犯人身上不断榨取油水。这只是一小部分。犯人工厂纯利和解教费每年可达数百万元，收教所完全沦为彻头彻尾的一个赢利机构。后面我要提到。

三

井：那您认为，在海口坐牢与在深圳坐牢有什么不同？比如环境，狱警等。

刘：没有可比性。相隔十年了，环境，警察的素质都在改善。如果一定要区别他们，那就是有的警察是食肉的，有的警察是食草的。记得在海口抓我时，带队的处长说：这几个都是刑警学院毕业的，你要老老实实认罪。呵呵。我于1994年6月8日关进海口市公安局收审所，这地方就是先假设你是嫌疑犯，把你关起来，然后再慢慢审查，最长的审查了两、三年（范伟，湖北荆州人，30多岁，清华大学毕业，涉嫌经济诈骗，整整关押了两年多，后无罪释放，国家没有任何赔偿）。这其实是非法拘押。我最长有4个月没有看见过太阳。我被关押的7号监仓，高峰期羁押了40多人，整个监仓加上厕所才38平方米，只能坐着睡觉。

深圳关押我的地方全称叫“深圳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收教制度跟劳教制度一样，是世界上最恐怖最黑暗的监狱制度：它不经任何司法审判，就将你投进囚牢。它完整准确、全方位地对犯人实施了身体残害、思想洗脑、金钱敲诈——全世界只在中国大陆独有。不仅伤害侮辱犯人的生命和基本人格，还让你白干活。更离谱的是：牢房没有白坐的，你还必须交钱。收教所完全靠谎言欺骗来维持日常管理。关押犯人随意性非常大，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张鹏（13岁，湖北老河口市人）还是个中学生，暑假来深圳兄长处玩。竟给他定嫖娼罪，按规定是不够收教年龄的。收教所关押了许多十多岁的小孩子。也听闻关押的女犯中有的是处女，但给她们定卖淫罪。深圳各派出所为了完成所谓的扫黄严打指标，无所不用其极。更恐怖的是：我几次坐牢，他们不仅审查我，还到我的家乡调查我的家人，甚至连我初中写的日记本都搜走了，至今还没归还。

在深圳收教所里，深圳市政法委在这里开设了一所秘密场所（对外宣称法制学校），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因为分开关押，跟他们无法接触。两栋楼面对约70米，彼此每天都能望见。看上去他们的伙食、住宿条件远远好过我们。不用干活，也比较自由。也有几次看见抬在担架进来的、戴着黑头套手铐押走的法轮功学员。

井：据说收教所里有解放军驻港部队的转业军官，他们与普通狱警是否有区别？

刘：区别不大。今年初，分配来几个驻港部队的转业军官，他们值班无聊时也找我说话。他们初来还没受到多少污染。在他们看来，我刑期最长、关得最久，比他们熟悉里面的情况。

其实，大部分的普通狱警并不知道上级的真实意图——拿我来说，深圳市公安局“可能”收买吴伟如（我过去的一个同事）设陷阱诱捕我。其中不排除当晚我的手机被警方精确跟踪，我的电话被窃听已经好几年了。不过吴伟如是否扮演了特务，我现在没有充分证据最后判定。但是可以肯定，深圳警方寻找、等待恰当时机抓捕我的黑心,近10年来从来没有熄灭过。同时，他们为了顾及深圳特区所谓宽容开放、言论自由的虚假形象，不想给海外造成深圳镇压异见作家的口实，所以最终采取了设套诬陷的卑鄙伎俩将我抓捕。

对吴伟如和这些警察，我有一句话送给他们：我可以理解，但绝不宽恕。

因此，管教只知道我是“嫖娼”被抓进来的，上面交代需要重点严管监控。有些管教单独值班时会好奇地问我：“你怎么得罪上面的人了，给你判了两年？”，“你还是个作家，写什么反动东西了？”

管教中也有个别善良的人。我几次打架、吸烟被发觉，叫到办公室说说也就过去了。年轻管教基本都是警校毕业的，我跟他们什么话题都聊，包括聊女人开心。黄荣福、王晓海、贺铁良都是不错的管教。黄管教很有正义感。几次把自己的早餐让我吃，经常找我聊天。他刚调回中队时，一次他值班，我试探问可不可以自己打个电话，他没含糊地同意了。结果电话被管理科副科长戴敦仁（浙江人，37岁左右，原为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梁富的小车司机）监听了，追查到是他当班，训斥了他。黄回答，刘水打电话要朋友送生活费，我在旁边看着，他没有乱说什么啊。我有时候开玩笑问他要香烟，他说等你释放那天，只要跨出中队门口的“警戒线”，我就给你点根烟过瘾。王管教帮释放犯人找工作，送冬服给释放的老年犯。我刚进去时，主动给他推荐了《现代化的陷阱》、《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几本书，他把我没读过的《中国农民调查》拿给我看。对他们两个我怀有歉意——记在通讯录上他俩的联系电话，释放那天被扣下。我要在此声明：是我主动要求他俩留的，纯粹出于个人私交。贺铁良管教一直坚持认为，刘水是以嫖娼罪名关进来的，那就该享受跟其他犯人同等的待遇。今年我过生日那天,他特意从家里打来电话祝好。遗憾的是他人微言轻。

有几次，我站在206号监仓后窗口，望见管教带着自己的小孩子从监区外走过，我跟管教打声招呼，他们让孩子叫“叔叔好！”。其中有个后来的邓副中队长，一直叫我“刘老师！”。有段时间，犯人间谣传“过半释放”要被取消，天气也连续阴沉了半个月。犯人情绪很不稳定。这个副队在集合点名时说：“这段时间，你们心情不好可以理解，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找刘老师谈谈心。他比你们谁都关得久，你看心态多好。既来之，则安之啊！”但也是这个家伙，几次带人偷偷搜查我的床铺、箱子；在我释放那天，他跟戴敦仁非常仔细地搜查了我的随身物品。扣下书籍、日记、通讯录、其他资料。当我气愤地喊出：“你可以检查东西，如果违法扣押我的私人物品，我宁可不出去”。他突然眼睛一瞪，竟然冒出这样一句话，让我目瞪口呆：“刘水，做人要讲良心，为了你能减期，我们费了多大的事，你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流氓逻辑：强奸了你，还要你不停地叫爽。难道要我感谢你们严管我（单独关押、禁止接见、限制通信、剥夺看书）550天？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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