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绝食
   
   1995年1月某天，管7号仓的谢干事巡查监仓，聊天中透露，我被判劳教3年，劳教通知书已经下发到收审所，同仓还有其他几个犯人被劳教。亚男回家后也来了信。无论如何，这都是令人高兴的消息。犯人长期关押在监仓，都期盼早早得到结果，不管是逮捕移送看守所，还是劳教，总有一个盼头。很少有人被无罪释放的。我关在7号仓9个月，进进出出100多人，只看见一个10多岁小孩，帮人复制假边防证，关了半年释放。按法律规定，收审期最长3个月，我被超期羁押4个月，中间没有接到警方任何说明。按司法程序，劳教通知书须交本人签名，签名之后15天内为上诉期。但是，在收审所这样随便聊天就算通知了，本人见不到判决书，什么罪名都不知道，这是肆意剥夺犯人的上诉权利。最关键的是，按《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自本人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天内，可将上诉书递交省劳教委员会复查。我索要判决书，被告知现在海南省唯一一所劳教所关满了犯人，羁押在收审所的劳教犯，暂时不会被送到劳教所，拿到判决书也没有用。以我两次劳教经历，接触的劳教犯上千名，从来没有发现一个人上诉成功，倒是有人在上诉书里不慎露出了马脚，由劳教转为逮捕，重判，从劳教所移送到看守所。这些消息，一般无从得知，跟年轻的管教混熟了，有时聊天时，他们会不留意讲出来。
   
   我必须采取主动：一、要求看见判决书，可依据起草上诉书；二、要求改善恶劣的条件，尽快送往劳教所；三、归还被扣押的书籍；四、严重超期羁押。于是，我给收审所所长写了一封信，提出一、三要求；同时，给海南省公安厅写信，强调提出上面四项要求。给所长的信，让谢干事转交上去。给公安厅的信，让释放的那个小孩藏在内裤偷带出去邮寄，并让他转交崔青海一纸条，把我在里面的处境向海外媒体公开。几天后，收审所所长找我谈话，指责我越级反映情况，给收审所抹黑，又推脱超期羁押责任在公安局，只答应我可以跟亲属写信，送来的书籍可以给我，其他不在他的权限范围。警方把判决书下发给收审所，就是让所方通知犯人，怎么不在他的权限内？真让我气愤。

   
   春节晚上，别人都在看晚会节目，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扒在铁栅门高唱《国际歌》，终于被所方抓到惩罚我的借口，当晚被关进了禁闭室。在被推进禁闭室的时候，我大喊：“抗议虐待，我宣布绝食。” 禁闭室在监所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两间。每间面积约5平米，高不到1.6米。没有便桶，没有自来水。前壁开了一个20公分方正的洞口，兼做送饭口。在禁闭室不能挺直腰板，只能整天坐躺在地板上。好在现在是海南的最冷季节，但午后禁闭室气温有时接近30℃，还能够忍受；禁闭室夏天高温估计可达到50℃，关两天足以使人虚脱变形，精神崩溃。
   
   年初一，我靠墙坐着，拒绝递出饭盆，外役犯人当即报告值班狱警。狱警打开门，让外役把饭菜一古脑倒在饭盆里，强迫我吃，我坐着未动。挨到晚上肚子咕咕直叫，确实难受。第二天早餐时间，狱警打开门让外役把已经发馊的饭菜倒掉，重新打满一盆春节特别加的菜。我躺着不动。中午，原封不动的饭菜又被倒掉，我要求打满一饭盆水，大口喝完，再加满一盆。以绝食的惯例和我的经验，一般绝食三天后，身体得不到水分补充，非常容易导致肾衰竭，会有生命危险。绝食只是我抗争采取的手段，死不是目的。以后几天，我每天只挣扎起来喝水，拒绝进食。我裹着毯子只穿内裤，几乎裸体。白天汗水浸湿内裤，晚上靠体温烘干。几天下来，内裤变得硬梆梆的。大小便在地板上，禁闭室变得跟农家猪圈一样肮脏。当局就是采用如此非人手段，把犯人象畜生一样对待，羞辱犯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人格。以前，我也听同仓四川籍犯人关禁闭后说起，他们5个人，用饭盆做便盆。第四天，我发高烧，陷入神思恍惚状态，被抬进医疗室抢救。晚上，挂完葡萄糖，我神志清醒过来。发现收审所的头头脑脑远远站着。关在禁闭室4天，我全身散发出浓浓的臭味，没有人愿意靠近。所方答应：一解除禁闭；二春节后第一批送去劳教所；三把判决书交给我过目签名。他们还以为靠关禁闭可以制服我，没想到我以死相抗。
   
   死，是无权者的权利；死，是被剥夺所有权利的犯人，最后一个权利，但不是所有犯人都有死的机会。收审所有一大怪人：一个不知名姓、籍贯、罪案的年轻犯人，在监仓屡屡自杀，时间久了，监仓看护的犯人厌倦了，随他用头撞墙，但所里死了人，不管什么原因都是大事。收审犯人都是未决犯，暂时羁押在这里，收审所除了关犯人禁闭，没有加刑等处罚犯人的权力，除非打死人，所以，犯人并不把收审所狱警放在眼里。收审所怕他自杀担待责任，就把他象狗一样，用一条又粗又长的铁链子，拴在北侧监仓的监道楼梯下。用三合板搭在靠墙一侧，防止他撞墙。他始终处在狱警的视线下，再没有机会自杀。我关禁闭时从他面前经过，在监仓透出的昏暗光线下，他正裸体站在院子里，用饭盆往头上浇水洗澡，笑嘻嘻望着我，结结巴巴念叨着：“呵呵，冷啊，洗澡，过年！”。我被抬回监仓时，还听到他在唱齐秦的《北方的狼》。他这样被“优待”了几个月，后来听不到他拖着铁链走动的声音，不知道释放了还是逮捕了。
   
   在医疗室，依稀听见狱医说，又遇见一个不怕死的。听说过我的案情，他点点头说，政治犯是不一样。绝食目的达到，我答应结束绝食。当晚我被抬回7号监仓，放在门口。管教安排两个“小马仔”照顾我。“锅友”铺开亚男送来的新毛毯、黄军被，我躺着慢慢恢复身体。春节发的一只蔫蔫的小苹果，他们还给我留着。人性都有善良的时候，犯人也不例外。没有想到，我的绝食之举，获得犯人真切的佩服，都管我叫“大哥大”。我的心在流血，谁又能够明白。
   
   过了几天，我陆续收到被扣留的书刊《论美国的民主》、《废都》、《星星诗刊》、《刑法学》、《心理学》、《读者文摘》。我知道一大半书刊仍被扣押了。所方竟然把《论美国的民主》“漏网”给了我，可能我让亚男用报纸包的封皮骗过了审查。我买了许多食品，主要是有书看了，心情非常好。“小马仔”轮流值班，什么都替我干了。我每天奖励每人一袋方便面，酬谢对我的照顾。大约一个星期，身体恢复正常。这全靠每餐加菜，身体尽快得到了营养补充；也得益于少年时随父母下放农村10年，锻造了良好的身体素质。身体不能垮掉，黑狱的日子还长着啊。我在水泥炕上，每天正步走100个来回，锻炼体能。不久，我接到口头通知，定的罪名是不伦不类的“非法宣传出版罪、诈骗罪”，很荒唐的罪名。我依然没有拿到劳教通知书。我认真起草了上诉书，依法给自己做无罪辩护，但是直到我出狱，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这仅是1990年代中期，中国监狱和司法状况恶劣的一面，但不意味着进入2004年，中国的司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只要司法不独立，司法黑洞还将肆意吞噬中国公民的自由权利，和犯人的人道待遇。以后章节将有更多的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