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引起武汉女大学生强烈反弹，恰在六四14周年来临之际，政府变得相当敏感，此事件被雪藏起来，可见中国新闻环境的恶劣状况。笔者认为，这次事件的一些细节值得关注。这几个结不打开，中国大陆新闻界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被出卖的陈杰人；大学生卖淫还会被遮掩得严严实实；公开化的卖淫就会失去应有的规范和约束。
   一 没有证据表明记者陈杰人做了虚假新闻。
   二 就那篇报道而言，文中涉及的“女大学生”、“校方”、“的士司机”、“某教授”的观点和数据，陈忠实地记录下来。作为记者，这本身就是尊重客观事实。或许这几个访谈对象的数据来源，没有科学性，甚至有很大误差，但是有一个前提：官方并没有公开统计数字。那么，作为置身武汉、且跟“女大学生卖淫”密切接触的个体，他们“感觉”的百分比，是最为接近事实真相的。陈采访这类对象，就采访技巧而言，是无可指责的。他据此作出的报道，也最为接近事实。
   三 关于数据，即使官方（或专业调查公司）专门调查武汉卖淫大学生具体数字，由于此行业的极其隐秘性，得出的数字也只能是一个大概的百分比。
   四 大学生群体声讨陈杰人，源于促狭的面子观念，表面上，他们批陈“作假”以证明自己是干净的，实质上，在他们的骨子里，仍然没有摆脱虚伪的意识形态，这是传统文化、格式教育直接带来的恶果的回光返照。

   五 新闻法的缺席，使新闻自由呈现非法化、异化的倾向，同时也使新闻人无所适从，而公愤和公德往往扮演了事实上的“新闻法”角色。这是非常危险的。
   六 中青报在报道出来次日急着道歉，并让陈停职，确实非常滑稽。焦点在于：你不去调查核实，怎么就轻率地表明自己的记者错了？一则信誉扫地，二则推卸责任，对自己的员工极为不负责任。从中青报处理程序观察，完全是对所谓“多数人暴力”的屈从。假如要论职业操守，中青报与陈谁更“卑劣”？哪个危害性更大？相信公众有公正判断。
   七 据北京知情人透露，陈是在上层巨大压力下被迫辞职的。他成为一个“被唾液淹死的牺牲品”（我不愿用这个词伤害他，完全是表述需要），一个悲壮的孤独者，一个说真话的“坏人”。在现行体制下，至少在最近几年，至少在大陆，新闻圈将不再是他的谋生之地。我情愿我的这个预测是错的。
   八 武汉大学生，除了表现出促狭和不自信，再没有别的。从报道中反映的卖淫现象而言，这跟南京、广州、北京等所有省会城市、中小城市，乃至小城镇，没有任何区别。设想这些地方的人因好面子而大肆讨伐记者，会跟武汉人一样，也没有任何区别。这种“爱家乡”、“自尊自爱”现象，除了虚伪，除了好面子，除了莫名奇妙，不知道还有什么？武汉女大学生有勇气集体说一句“我们没有卖淫”吗？
   九 卖淫嫖娼，早在大陆全面开花，这不是道德沦丧原因，而是人性使然。女大学生卖淫几乎各个地方都有，那么，只有从法制上加以规范。与其在地下蔓延，传播疾病，孽生犯罪，不如建立红灯区，让其公开化、合法化、人性化。据说，在荷兰，政府鼓励单身成年人、残疾人去红灯区，可以减少犯罪和疾病，满足身心需要。香港的“一楼一凤”也是合法的，值得借鉴学习。
   
   这起事件揭示了三个无法绕开的社会命题：
   一 出台新闻法刻不容缓。陈杰人将因此会被写进中国的新闻史，是“好记者”，还是“坏记者”，相信会有公论。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又一位失踪者。卖淫现象（不光是大学生），无法回避。至少陈给人们第一次提供了非官方的统计数字（据说，海外和民间研究机构也有统计，但是老百姓看不到）。陈的功劳不能抹杀。
   二 社会学家的视野里，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普遍（地理意义上的）的卖淫现象；不能没有《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不能没有中青报的道歉。除此，社会研究就是残缺的。“捂盖子”是中国官僚体制独有的恶瘤。因为SARS上的捂盖子，刚刚让全球付出5、600人的生命代价（及时通报至少会减少），卖淫引发的爱滋病还要让国人付出多少代价？新闻自由不该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公众的知情权理应得到保障。
   三 公众，或者说多数人，如果抛开客观事实，一味用道德作为工具，会让新闻自由受到伤害。公愤不代表事实，更代表不了正义；多数人暴力值得警惕。中青报开除三个记者编辑，这是可耻卑鄙的出卖行为，在没有获得足够调查证据的情形下，草率开除陈杰人等三人，就是对公愤的妥协，怎么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中国大陆新闻垄断，这次中青报息事宁人，与其说是中青报的必然选择，还不如说是政府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