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安徽拆迁户朱正亮在天安门自焚未遂，距8月22日南京拆迁户翁彪舍命与拆迁办人员“同归于尽”之举，只有短短二十多天。在为他们想轻率付出生命惋惜的时候，城镇扩建过程中被政府视而不见的大面积强制拆迁的个案浮出水面，作为弱势群体的拆迁户权益如何保障，无法忽视。
   
   报载国家信访局研究室专家朱颖透露，今年初至8月底为止，该局收到拆迁纠纷投诉信件共计11.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360人次，上升47%。一位多年研究拆迁纠纷的法律专家表示，虽然有关法规规定，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应由双方协商同意补偿方案之后才能进行拆迁，但实际上，被拆迁人总是相对为弱者，往往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按朱正亮所在青阳县委办公室的一位何姓干部的说法，县镇两级政府的拆迁补偿很到位，关键是朱的心理承受力太差。而全身烧伤20%的朱正亮还躺在北京佑安门医院治疗，他心里有什么样的苦楚竟至于采取如此极端的做法，暂时无法得知他的真实想法。我们期望有一天他有公开说话的机会。朱是下岗职工，在他没有签署拆迁协议的情形下，自家的房子被强制拆迁，他的合法私产所有权被严重侵害。相关法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没有涉及到“强制拆迁”的具体条款，那么，强制拆迁的法理依据很值得质疑，而这种现象在全国屡见不鲜。拆迁户不满因此无法寻求法律途径得到解决。再者，一方是代表政府的县征迁安置公司，一方作为个体的拆迁户，无疑，后者成为事实上的个体弱势者。法律空白，又处于弱势，那么，朱正亮、翁彪认死理、以死抗争就成为一种必然，虽然这种方法不足取。这难道仅仅靠一句“心理承受力差”就可以简单给出的答案？

   
   当地政府凭什么强制执行，谁赋予他们无法无天的权力？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拆迁户拥有使用权。政府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不构成强制的理由，相反，政府不拥有土地使用权构成了不能强制的理由。因为强制拆迁的本质就是政府单方面收回土地使用权。政府的身份有两种解释，一是土地所有权人的名义，一是社会管理者的名义。但政府既然拿地换了钱，就不能再以土地所有权人的身份强制性介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有“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但没有赋予“强制拆迁”的权力。
   
   这样的“自杀秀”，既然已经发生，极有可能还会发生，它们昭示的意义却不可忽视，就像一个孙志刚的非正常死亡，催生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用“秀”这个字眼，只是为了表达事件发生的剧烈和重大程度，不含任何歧视性。不得不承认，朱正亮选择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自焚，是有备而来，很有象征意义。这就提供了民间有冤没处申、信访挂羊头卖狗肉、法律虚置的现实景象。我们呼唤弱势群体的权益理应得到法律保障，并且作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够通过法律路径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