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突发当属不幸，新闻信息垄断当属不幸之中的最大不幸。受众就象裸露在荒原上的羔羊，灭顶之灾的大风暴即将来临，却被蒙蔽——官方说病毒得到有效控制，一切都很稳定，依然风和日丽。广东SARS大面积暴发，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还在信口雌黄，散布谎言。
   
   有媒体记者坦言，这是一次机遇，一次新闻人的职业机遇。但是，在初期，他们报道的上限也只在医院，各地政府采取哪些隔离、补救措施方面打转。某些领导将表面上宣传sars,作为显摆政绩的大好机会。传染病人，家属怎么样了，几乎没有报道。媒体在作秀，各地政府也在作秀。我们这个民族，喜欢造弄庞大的运动声势，媒体更喜欢煽情，有谁关注个体生命，关注病死的个体。当局非常善于把一个公共事件，甚至危机事件，导演成一次全民运动；政府善于把社会事件政治化。全国第一个萨斯病人，据说来自广东中山。他的染病过程，生活环境，这对公众都是有警鉴作用的原始资讯。敏感的广东媒体不会想不到。多好的新闻素材，但是没有见诸报道。正常吗？确实正常；不正常吗？确实不正常。新闻自由度如何，在这一问一答中立见分晓。
   
   在公开报道中，没有看见病死者名字出现，至少笔者认为，身染萨斯不是耻辱的事，也不牵涉个人隐私，及时通报，可以减少交叉感染，得到及时救治。中国内地、港台，按官方统计死者累计已达200余人。他们的年龄、性别、死亡时间、发病、确诊、可能感染渠道等等，都对公众有效预防萨斯具有参考价值，对专家精确判断大有益处。毕竟病毒还在流传。它跟水灾、矿难并不一样，那是一次性的，矿难死者的隐私值得尊重，事件值得记取。灾难突降到个体身上，非常不幸。没有理由用道德标准来测度。道德是什么？道德等同于伪善。我向来厌恶道德，厌恶用道德判断事物。我宁可相信法律（好的法律）。如果用道德来维护社会运转，那我们只有倒退向中世纪，倒退向野蛮，倒退向更大的专制和独裁。

   
   媒体站在自搭的道德高地上，在专断地指责那些退出一线的医护人员，称他们是“逃兵”。让人愤怒。香港各大医院在抽调一线医护人员时，主管都会主动征询医护人员的去留意见。退留自定，决不强制。央视在采访广东一医院护士长时，问有没有想过退出？那护士长答，我怕别人说我是逃兵。人都有软弱的一面，那些说不怕感染病毒的人，倒成了活神仙。那些怀着惊惧，依然赴在第一线的人们，让人敬佩。在民主制度下，媒体扮演的是社会公器的角色。如果媒体仅仅被一个利益集团掌控，哪里还有新闻自由可言？哪里还会有客观真相？哪里还会倾注人性，关注个体？
   
   在最近的一次旅行中，我亲眼目睹民间防病毒的某些做法。住在长沙市区，半夜时分，总被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吵醒，糊里糊涂，不知道外面在干什么。在一家餐厅用餐，门外突然鞭炮又起。才想起来，赶忙向服务小姐打问，她答，他们在驱赶非典。搜遍当地媒体，没有发现只言片语来报道这种荒唐的行为。这种愚昧方法，当然是一个新闻事件。在“报喜不报忧”，捂、盖、压的意识形态里，“皇帝的新装”总是出现在媒体的新闻理念里。再联想到网络里飞舞的“民间治非典”的种种偏方和谣言，这岂不是新闻自由缺失的反弹和暗合？“竖子不成器，遂使流言泛滥”。从来没有听闻香港民间扮神弄鬼抵御萨斯的行为，为何？市民素质高之外（主要是应对灾难的心理素质强），政府透明，媒体客观是主要原因。事实也证明，香港遏止萨斯的能量是高效的。这不能少了媒体的一份功劳。
   
   初期，隐瞒疫情，政府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而新闻媒体听信政府摆布，不据实报道，同样让人不齿，这是所有新闻人的耻辱！新闻垄断体制不打碎，民间办报不开放，新闻自由只是海市蜃楼。假如再发生类似社会突发事件，仍将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无辜生命。报业集团、刊物集团、电广集团不代表新闻体制市场化；开放书刊发行渠道，舍本求末；经济市场化不代表新闻自由，更不代表政治民主化；制度创新，政治文明，不是天上掉馅饼，必先从言论新闻自由起步，舍其，无疑就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