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是知识分子最感舒服的姿势”这是对知识分子精神最好的定位。出自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之口。他的著作《仿像和模拟》、《公元2000年已经到来》在中国有出版。他这个观点，打消了一直困惑我以何种角度来解读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历来知识者命运苦难的难题。这是警诫知识者的金语良言。
   
   站在人性的角度考量，对抗，在当下中国是出于被迫的选择，也是捍卫基本人权——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权利最积极的姿态。因为以前对独裁的清算太少了。独裁专制象一个庞大物体，积压在知识者身上，为了自由呼吸，只有决绝的反击。如果极权剥夺这些基本权利，摆出对抗的姿态，不会遭受来自良知的不安——这种对抗是人性的、道义的、建设性的。批评也是对抗的一种姿态，是知识者的天然使命之一。但是，在善意批评也要遭受打压的情形下，对抗成为知识者在死胡同里还击的唯一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祸害之一，就是对文化人的人格阉割，这种阉割也是知识人自己给正统极权者提供的口实和刑具。稍懂中国历史的人就明白，从来没有一个知识群体主动站出来反抗专制。由士而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政治功利分子，从来没有真理信仰，从来没有对真的追求，从来没有讲真话的勇气。
   
   中国古今知识者反抗皇权的最高极限就是不合作——避世归隐、乐山游水；次一级就是文字上弯弯绕绕、隐晦表达；最不齿的是跟独裁者同流合污。知识界的硬骨头很难找到几个人，要找软骨头一抓一大把。他们在极权面前可以坦然地表现出“无为”和“逍遥”。鲁迅的《阿Q自传》、《药》，文革作品《干校六记》、《牛棚杂忆》，后来的《活着》都是对个体苦难无穷无尽的拷贝叙述，看不到“拯救”和“复活”，这类关于人类终极意义的哲学思考。复活（复职评反）的是知识者的肉身，死去的是知识者精神。屈原、李白、杜甫的诗篇，少见对个体生命的关切。他们的文字是求美的，是掩饰的，不是求真的。都是将自己局限在臣仆、小农的范围。后人接受的都是 “顺从”的精神遗产。要检讨中国人权得失，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是最好的标本。如果把中国的人权坐标向东延伸到韩日美，往西推到欧洲大陆，向北划到苏俄，往南拉到菲律宾、印尼。你就会发现：中国所处的这片最大的亚洲大陆是人权的真空地带。中国第一次人权运动当数“五四”，这次仅是人权启蒙，远没有到人权落实到个体的程度。最后保持独立精神的恐怕只有一个鲁迅，其他都被政治权势招安了。星星点点，陈寅恪、胡风、顾准撑起中国大陆知识者的一根肋骨。

   
   社会根本性变革，一般经历三个阶段：初期由知识群体的前卫——作家、诗人、艺术家、记者等群体，创新或者引进先进观念；其次，学者、思想家、专家、哲学家结合国情予以理论打底；最后，政客（歪嘴和尚唱经往往走向独裁）予以实施。“五四”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走到半截子。知识者的集体妥协和投诚，将“五四”仅有的果实拱手叛卖给独裁者。这就是中国知识者没有真理信仰，只求政治功利的后果。假如鲁迅是个政治家，他的归途将是被“五四”战友出卖，送上断头台。就像法国大革命的丹东和罗伯斯庇尔。100多年了，公民意识远未普及。在一党独大，党国一体的独裁下，不可能形成公民社会。那么，产生象曼德拉、金大中、昂山素姬那样的人权领袖，对现实中国非常必要，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格局下，也比较现实。当局不给这样疏放民间积怨的空间，那是太愚蠢，太嗜权了，是拿国家和14亿人赌博。恐怕这样走下去，中国前途远比苏联解体要严重百倍——《黄祸》预言的战乱就是中国明天的现实。苏联解体，长远看，是有福于各独立的邦联国家的。中国太需要一位自己的人权英雄了。在暴政的天空下，英雄是稀缺的，中国呼喊英雄。延迭的苛酷政治暴力是一个因素，知识者又反抗了多少？
   
   “全盘西化”，如果在100年前就喊出来，洋务运动不会半途而废，新文化运动也不会沦落到集体招降。全盘西化，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就是成功的例子。之所以中国从来没有过政权平稳转型的例子，知识群体的自觉担当意识极度缺失，是主要原因。这就给暴民文化留出了空间。政治是文化的产物。权利是自己争取来的。对抗只是手段，得到普世权利才是目的。知识者是社会的精英，占有各种优势资源，那么，普及公民意识就是他们的义务。单就经济权利而言，弱势群体占有数量，保守估计约占1/10人口；而就政治权利，除了体制内者，其他绝大多数人都是弱势群体。从基尼系数0.46可以看出，贫富悬殊已经超过0.4警戒线，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知识者还要退缩到哪里？
   
   “边缘化是知识分子的本真状态”。鲍德里亚被看作出言大胆的思想家。这句话似乎就是专门说给中国知识者听的。我理解这句话：知识者要对政治、权力、政府警惕，保持独立自由立场。我自己引申为：如果跟暴力政权合谋，“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人权灾难，还会降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