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应用后人对新文化运动下的时间概念（1915——1927年）。在那个重叠交错的社会背景中，政局跌宕，民心慌张，要梳理出文化的真实面目，实非易事。限于篇幅，只提出框架性的思考。不否认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彻底颠覆，维新对传统的讨伐，但是，独立自由文化的光辉只是显露了短暂的辉煌。尽管几代文化人血脉忿张求自强，但当大幕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强权拉下，那些个文化精英，四散而去，偃旗息鼓。原本对“政府是文化的工具”，深以为然。然而，打望75年来的政治文化生态，我们看见这个思想被颠倒过去，“文化沦为政治工具”。自由和独立精神，作为文化的圭臬，一旦丧失，文化意义就被强势政治取代，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与政治密切苟合的结果。孵化的蛋——苏俄模式——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遭遇了现实怎样的抛弃和虚张，谁都明白的。而近20年来，社会文化面临的尴尬，与上世纪初有惊人相似的地方。
   
   由此及前，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诉求，被五四运动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文化激进主义者转换面孔，成为革命激进主义者。在这里，为更清楚考察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传承，笔者且把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年代作为一个支点，将时序再推前200多年，到明末清初。三个仕途不畅的江南才子，儒家文化的忠实捍卫者——黄宗羲、王夫子、顾炎武，他们浸染儒家文化，一方面怀念明王朝，对“蛮夷”满清充满了不屑和仇恨；另一方面，黄的父亲被明王朝迫死于大牢，又对儒家专制政治提出了煽动性的指控。所以，清初学者陷入精神的悖谬和分裂中，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对皇权的绝对权威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皇权和意识形态是两种实体，从未怀疑儒家价值的权威。他们向往没有结构性约束的君主制，不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忠君意识很顽固。在他们设想的蓝图中，没有任何关于初始的民主和公民的描述。他们的著作《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日知录》（顾炎武），以及王夫子的文集，直到1、200年后，才被变法图强的秀才举人们发现。康有为，成为中国19世纪末的一个政治文化符号。在实践中，中兴和自强，维新与变法，混淆不清，互相抵消。西方人借口中国人无力管理自己的事务，侵略要求无限升级。但在1842年前，清政府还严禁外国人学汉语，给外国人教汉语要受到惩处。西方文化被传教士带入中国。留学始起。达尔文进化论，卢梭《社会契约论》、西方戏剧等等，被留学生翻译或者间接通过日文翻译进入知识分子视野。这不能不说是外国侵略后知识分子觉醒。大批报刊杂志面世，鼓吹变法。1893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强调议会制政府和民族政权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的中国文化，总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知识分子总是被政府“招安”之后，他的价值才能施展出来。晚清改革家与清初的儒家专制批评家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重塑中国人的世界观，建立一个独立于帝国政府的文化体制。这个梦做了整整100年，还将继续下去。
   
   自由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当推20世纪的前30年，这也是统治权力疲劳松散时期。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达到一个短暂的高潮，随之，又重蹈覆辙。这跟中国历史上三次文化繁荣（汉代文景时期、唐贞观时期、清乾康时期）的社会条件适得其反。但是，结果完全一样，文化的命运都被造反、起义、革命拦腰打断。文化就象装在政治玻璃瓶的蜜蜂，前途光明，但是没有出路。文化宿命，还是政治惯性使然？

   
   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蒋梦麟、丁文江、钱玄同、胡适、鲁迅等思想者，排立在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前沿。他们身后紧随着傅斯年、罗家伦、闻一多、周恩来、毛泽东等一批学子。这些启蒙者的观点并不一致，或激进或保守，也不乏相互 攻矸。但是，新文化运动还是以自由主义的多种声音开张了。罗素和杜威的中国之行，四处演讲讲课，极富煽动性。
   
   汉语中第一次出现了“自由”（Freedom）和“自由权”(Liberty)这些词汇。这也是从日文中转译而来。大批留日学生，在日本完成了思想启蒙。日本人从唐代以来欠中国的文化债，就这样以现代硬币偿清了。作为百日维新唯一成果的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成为重要阵地。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之前北大被称为“赌 窝”和“嫖 客大队”（据《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始改观学风和校风。《新青年》杂志，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价值观，运动领袖也完成了从文化激进者向社会政治激进者的转变。新文化倡导“包容、实效、自由、怀疑精神”，以培养人的个性，取代儒家大一统的道德束缚。
   
   鲁迅呐喊“人是有的，但没有声音，寂寞得很……要恢复这么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
   胡适的终身信条就是“人类在国家之上”，他提出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被称为“中国伏尔泰”的吴稚晖说“古书是无用的糟粕，应该从学生手上仍到茅坑去！”
   
   他们推崇“个人独立于团体，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这样的性格品质。”激进派坚持认为，政治制度是文化环境的产物。文明的灵魂是和平的、建设性的、改良的、是由理性控制的，强制的、暴力革命取得的成功，注定要失败。他们还认为，中国人对人对自然的忍让态度，使古代制度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忍让变成了麻木和奴性，无法从威权制度下解放出来。于是，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知识界第一次出现这样一群人：站在反 对党的立场，自觉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要求发挥影响，即个人意见、品格和趣味，具有社会意义，并对公众产生积极作用。他们还严厉的批驳道：“在汗牛充栋的儒家文献中，找不到以法律规定来限制政府的思想先例，也找不到由体制的契约来规定和保护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的思想。”实际上阐述了宪政思想。
   
   而五四运动标志着知识启蒙时代的结束，但也意味着文化与政治结盟的开始，也可理解为回归。知识分子恢复了近代以来幻灭的自信和自尊。许多人放弃了文化的旗子，以此为资本寻找政治前途，纷纷成为党派利益的政治代言人。只有个别人继续保持文化独立的批判意识。1927年国共公开分裂，新文化运动随之灰飞烟灭。新文化运动，打下了初步的宪政思想基础，但在以后75年发生了断裂，就象我们今天与西方民主社会一样，相隔着遥远的海洋。其实地理距离不很重要，而是现代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缺失，没有担当社会责任的勇气。仅有的宪政实践，只摆放在历史的某个角落，灰头诟脸，任由政治需要来误读解析。除了在1980年代有短暂的回光返照。
   
   新文化运动下的“蛋”，7、80年没有孵化出一个宪政社会，我们不否认它积极的思想启蒙意义，但现代的人们顶不破蛋壳，破茧而出，岂不是枚“坏蛋”？而在今天有了一条更为可能的选择——市场经济的开放和发育，将对一元政治结构，进而对社会文化形成强力的反向诉求，以期走向民主自由。也是经济市场化，政治一元化的现实中国，进行社会变革成本最低效果最佳的路径选择。
   
   原作于 2002、11、20 修改于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