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文集：驱散心头恐惧的阴霾

驱散心头恐惧的阴霾



“小时候，我是个被吓坏的孩子，长大以后，我是个在恐惧中度日的青年。”

　　　　 —— 题记
   　　　　
    一
   　　我出生于大饥谨之后的1964年，懂事的时候，文革已呈癫狂之势，记忆里最早、最可怕的事是听村头高音喇叭的声响。喇叭一响，母亲便会吓地脸色苍白、双手发抖，菜刀切着自己的手指。母亲会指使我:去看看，是不是又要开批斗会啦。我常常跑出门去，不用到门口，立即就会惊惶失措的跑回来，后面跟着一帮被当时的老百姓称为“文攻武卫棒子队”的人，他们是来揪斗我爷爷的。
   　　我的家乡在青岛远郊，大沽河的东岸，胶济铁路的北侧。整个内战时期一直是国共两党精锐军队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1947年秋，我爷爷开酒馆外出要账，因为喝醉了酒躲避不及被国军抓了壮丁，三天后在老乡帮助下逃回家来。这本来在也算不得什么太大的罪过，因为常年战乱，家乡兵匪如毛，有的人甚至共军、国军、皇协军还有叫不上名堂的游击队统统干过，村里没有当过兵、没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玉米地里的高粱一样，分外现眼。爷爷他们反而“泯然众人矣”。
   　　可偏偏我父亲是村里最大的走资派——大队书记，虽然此时已经拱手交权，造反派为了“巩固胜利果实”，不能不拿我爷爷的“历史问题”开刀，意在批臭老子，株连儿子，将我们李家永远赶出沙梁村的“政治舞台”。
   　　知识界人士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一直是憨厚、朴实、最多再加一些顽固和愚昧，其实，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即便是农民，一旦与权力和政治有染，也立即会变得阴狠狡诈、歹毒凶残。因为父亲为人清廉，年轻能干，群众威信很高。他们没办法搞倒我父亲，只好在我爷爷的问题上做文章。
   　　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爷爷的问题突然升级，由历史反革命变成历史、现行双料反革命。原来有人告发我爷爷咒骂毛主席，这在当时是杀头大罪，而且将株连全家。
   　　爷爷是个瘦弱的小老头，个子不高，满脸皱纹，咳嗦起来惊天动地，母亲总担心他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现在想起来他可能是得了哮喘病。我还记得村里大喇叭一响，母亲就脸色灰白，双腿发颤，我就知道，又要开批斗会了。每次开批斗会，爷爷都会被揪到学校操场上的高台子上，弯着腰，撅着屁股，脖子上挂着木牌子挨批斗。
   　　我还记得，即使是炎热的夏天，爷爷开批斗会也要穿着黑棉袄，母亲说，穿棉袄，挨木棍时痛得轻一些。
   　　指控爷爷咒骂毛泽东是比他当历史反革命更冤的冤案。不管是抓壮丁还是自愿参加，爷爷毕竟当过三天国军，说他历史反革命还有点因由（其实爷爷何尝知道什么革命反革命），但说他咒骂毛主席用我们家乡的话说纯属“没有盐做出酱来。”
   　　我伯父五十年代参加了共军，驻扎北京，常常几年不能回家探亲，爷爷想念儿子，酒后骂街：”当了八路连爹都忘了，什么东西!”
   　　这本是抱怨儿子的话，十年文革，到了别有用心地人嘴里成了骂八路，后来又成骂共产党，最后变成骂毛泽东。
   　　爷爷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我们家好像一下子陷入了灭顶之灾。在学校宣传队的姐姐被老师通知不准再演节目了，哭着回家告诉母亲，我看见母亲一声不吭，脸色煞白，嘴唇咬出了血印子。后半夜，我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被一阵哭泣声惊醒，听到母亲跟父亲商量什么。性格刚烈、倔强的母亲说：“当了反革命家属，孩子们连地主的子弟都不如，不如一把耗子药包到饺子里，全家死了干净。”父亲沉默不语，埋头抽烟，在明灭的烟斗火光中我看见了他铁青的、被痛苦扭曲的脸色。
   　　我吓得不敢发出一点声响，紧紧咬住被角，仅仅5岁的幼小心灵一下子被巨大的恐惧吞噬了……
   　　第二天开始,我拒绝吃任何东西,也拒绝跟母亲在一起,我总是紧紧扯着姐姐的衣角,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姐姐觉得奇怪，反复问我，我闭口不言，这个差点吞噬了我的生命的关于恐惧的秘密，我一直保守了35年！
   　　后来，虽经造反派反复折磨、拷问，爷爷到死也没承认自己骂过毛泽东，这顶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也最终没有给我家戴上。
   　　母亲多次说，你爷爷做了一辈子糊涂事，临死的时候做了一件明白事，不然咱全家都完了。
   二
    8岁那年，我上小学了，虽然是个混乱的年代，但老师多少也教几个字，记得语文课文内容都是些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政治口号。但是老师教得很认真，并且反复警告我们这几个字绝对不能写错、更不能乱写。说这话的时候老师的脸色就象父亲母亲一样的铁青。我就知道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搞不好又要吃包着耗子药的饺子，又要死掉。我吓得大哭起来，裤子也尿了。老师不知所措，只好把我送回家。
   回家以后，我坚决拒绝再去上学。农村的孩子上学晚，我在班上算是年龄最小的学生，父母无奈，就决定让我第二年再读。
   第二年我刚上学，我们学校就出了一件政治大案。比我的高一年级一个叫翠儿9岁的女孩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了！
    当时的胶东国贫民穷，学校的办公费主要依靠学生勤工俭学，高年级的学生养猪种地，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养兔子。为了给兔子提供食物，我们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去挖野菜。学生们连绵鞋都穿不上，更不用说戴手套了。一些聪明的学生就挖鼠洞逮老鼠，将老鼠皮剥下来做手套，鼠肉则烧着吃。那时人太穷，田里没有粮食可偷，连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几个老鼠皮做不成一付手套。
    有一次，翠儿和小伙伴们捉到了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剥下皮来竟然可以做一只完整的手套，翠儿高兴极了，脱口说：“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
    当时有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其中有两句歌词：“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翠儿一言既出，其他学生也跟着唱起篡改了歌词：“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亲娘亲不如老鼠皮亲…….”因为新奇、有趣，被篡改的歌词一时流行校内外。
   这两句歌词传唱到我们班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唱。后来老师追查的时候，全班54名同学齐刷刷站起了53名，只有我一个人稳稳地坐着。其实，并不是只有9岁的我有多高的政治觉悟，而是那个深夜笼罩在心头的恐惧让我像小狗一样敏锐的嗅到了那两句篡改了的歌词的危险气味！
    翠儿最终被作为篡改歌词的原创作者当了最小的反革命分子，每当开批斗会，她都会跟着地主、富农、坏分子以及象我爷爷那样的“历史反革命”一起被押上台去接受群众批判。不同的是那些成年被批斗的对象都是五花大绑、在台下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中由两个年轻力壮的大汉两边夹着押上台去，翠儿则由一个大汉揪着头发脚不沾地提上台去。久而久之，翠儿的头发被揪光了，造反派们就提着她的衣领，有一次，我在露天的主席台下，亲眼看见她被衣襟勒地当场翻白眼昏死过去。
    1972年冬，大规模的批斗会不太开了，不少斗争对象都回了家。因为翠儿是现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学校都不肯收留，翠儿流落街头。有一次，好像是年末，学校已经放了寒假，我护校时，在学校影壁后面见过她避雪，衣衫褴褛，象三毛一样飘零的几根头发，还有一双惊恐的小老鼠一样的眼睛。
    第二年，我们村里的人都没再见过她，她家里的人也没有找过她，这个小女孩从此无影无踪。她大约已经死在了那个让人恐惧的年代了吧。
   三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个夏天，我做午睡值日生，有一个调皮的男孩贪玩不睡觉，手里拿一枚毛泽东像章玩耍，多次警告没有效果，我只好行使权力把他请出教室，在走廊里罚站。那天值日的教师是一位青岛下乡知青出身的女老师，皮肤白皙、柳眉弯弯，一双眼睛象两潭秋水，还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她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理直气壮地说：“他不睡觉，光玩那枚破像章！”女教师闻言色变，劈手夺走像章，狠狠地剜了我一眼！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脑海里还能清楚地显现出当年那位漂亮女教师刀子一样锐利的眼光。
   　　我吓呆了，因为自己的童言无忌而变得神情恍惚、似痴似呆。第二天我没去上学，第三天也没去，家里人很着急，打也打过，骂也骂过，反复问过，好言哄过，一切统统无效，我象被审判的耶稣一样沉默无言。老师来过了，同学也来过了，没有人知道一向开朗活泼热爱学习的我为什么又痴又呆，不想上学了。一个星期后，那位被我罚过站的同学带着女教师来到我家，我吓得浑身颤抖，躲进被窝。女教师让家人走开，握着我的手说：“你别害怕了，你那天说的话我没听见。”
   　　我一下子扑到女教师的怀里大哭起来。这位伟大的女性用她一句简单的话永远解除了一个孩子压抑在内心的差点精神崩溃的巨大恐惧。
   　　
   　　四
   　　 1979年的中国，政治气候还是乍暖还寒，作为政治风雨中滚打摸爬闯过来的知识分子，就象早春田野里的草根昆虫，他们必须窥视着政治气候地每一丝细微的变化，他们知道，任何一场倒春寒都能使懵懵懂懂爬出泥土的小虫冻死。
   　　 1979年我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教我们语文课的是大名鼎鼎的高峰老师。课程教的好，却有一怪癖。他孤身一人过日子，从来不洗澡，不洗衣服，天下雨的时候，他把衣服搭到晒衣服的绳子上，太阳出来晒干后继续穿。因此，他上课时臭气熏天，前排的女生纷纷跑到后排。
   　　高老师最大的爱好是喝酒，每个月领到工资的第一件事是：上街买一只烧鸡，一瓶酒，烧鸡放到左口袋里，酒放到右口袋里，悠哉游哉回到宿舍过神仙日子，久而久之，他的左上衣口袋油光可鉴，同学们学着鲁迅先生的口味调侃说：“宛如小姑娘油亮的发髻。”
   　　高老师曾经在南方一个城市做过文学编辑，学问大，脾气也大。他教语文课只讲古代汉语部分，不讲现代文学。当时有一篇陶斯亮女士怀念父亲陶铸的课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写地温婉悲切，传颂一时，不知赚了多少少不更事的学生娃娃的眼泪。班上同学都盼望着前文学编辑高老师能够带大家好好赏析一番。谁知一上课，高老师说，这篇课文自己阅读。我大失所望，当即提出抗议。高老师轻描淡写地说：都是白话文，有什么读不懂的？
   　　老师不肯教，越发激起了我的逆反心态，我在作文中对当时国家的土地承包政策、对太平天国的历史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部分不断提出异议。终于有一天，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把我所有的作文拿出来，说：“你自己拿回去吧。今后这样讨论这样问题作文的不要交给我批阅了。我大惑不解，翻开作文一看，干干净净，高老师竟然没有留下只字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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