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文集：公共知识分子:本来是羊，却被弄成狼的模样 —

公共知识分子:本来是羊，却被弄成狼的模样 ——驳檀香山客

    经朋友指点，在一家海外网站《海狼网》上读到三篇评论拙作《谎言包装下的无耻构陷》的文章，其中檀香山客的文章《看刘路的“新文革式大批判”》先是赞扬 “大陆先有华国锋、叶剑英粉碎“四人帮”、后有邓小平的否定“文革”搞改革开放，中共政权已彻底杜绝此种“大批判”武器，不再因不同声音而在政治上整人，不再以压服专政的办法解决思想问题，在我辈海归人士看来，显然是开启了政坛之良风。”
    檀香山客先生盛赞中共从华国锋时代开始就“不再因不同声音在政治上整人，不再以压服专政的办法解决思想问题”，真让我怀疑这位先生海龟派是否生活在月球上。79年“封杀西单民主墙”、83年“清除精神污染”、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89年6 4事件、90-92年“反和平演变”、99年镇压法轮功，哪一次不是“因不同声音在政治上整人”？78年李九莲因写日记被枪杀、79年魏京生因主张政治改革被重判、90年代以后成百上千的异议人士、记者、作家、律师、家庭教徒“思想罪”被抓进监狱，哪一次不是“以压服专政的办法解决思想问题”？檀香山客先生如此论断，只会让我想起赞扬皇帝新衣的政客。
    檀香山客先生盛赞当局“开启了政坛之良风”，继而猛批拙作四大“文革大批判”文风，分别为：1“通篇谩骂，秽言脏语。” 2“偷换概念，指鹿为马”、3 “抢占‘话语霸权’ 高地，以代表‘公共’自诩，对别人扣帽子、打棍子。” 4“杜撰概念，混淆视听。”
   所谓“通篇谩骂，秽言脏语”，是指拙作使用了“无耻构陷”、“讨伐”、“扫荡”、“摧残”、“御用文人”、“臭名昭著”、“魔王”、“权贵弄臣”、“专制帮凶”、“超级谎言”、“患了恐惧症”，“荒谬无稽”等等词语。
    不错，拙作确实使用了这些词语，但是拙作使用的每一个词语都有特定的语境，都是特指，并且都有论证。并不是全部针对吉方平的文章，更不是全部针对作者本人。实际上，拙作一致认为“吉方平”是《解放日报》评论部的一个写作班子，一开始就点明：“吉方平乃解放日报评论员之谓也”。谈不上人身攻击。
    再比如，拙作使用的“讨伐”、“扫荡”、“摧残”三个词，原文是：“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价值观会做出不同的解读，这是正常的，也是文化讨论的中自然现象。但如果这种解读以国家强权为背景、完全建立在谎言和对文明世界普适价值的彻底背弃的基础之上，那就变成了一种讨伐，一种文化扫荡，一场对公共话语的摧残。”任何有基本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看出，这里有一个前提，以国家强权为背景、以谎言和对普适价值的背弃为基础的对公共知识分子事件的“解读”才是“一种讨伐、一种文化扫荡，一场对公共话语的摧残。”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怎么就成了“谩骂”、成了“秽言脏语”？
    其它词汇的使用，读者可以参见原文，不再一一辩正，奇怪的是，檀香山客先生一口咬定拙作“通篇谩骂”，却不敢针对拙作的论证的事实进行辩驳，到底谁有“大批判”遗风，相信读者当有公论。
   檀文认为拙作“偷换概念，指鹿为马”，理由是拙作使用的知识分子概念与吉文不同。
    檀文说“吉方平所讲的知识分子，即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至少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干部等。知识分子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指从孔夫子到洪秀全、康有为、鲁迅、胡适等直到现在的大批掌握有较高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
    可是反复读了吉方平的文章，发现吉方平在他的“雄文”中根本就没有这样表述他的知识分子概念，相反，他却归纳了大陆移植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并断言，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也不存在。不难看出，吉文并不否认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的存在，只是不承认公共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存在。檀文为了给拙作罗列罪名，不惜造谣，这样的论证方式真让人叹为观之。
   檀文给拙作定的第三个罪名是：“抢占‘话语霸权’ 高地，以代表‘公共’自诩，对别人扣帽子、打棍子。”
    檀文说：拙作“文中抓住吉方平批评“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点，于是赶快抢占了所谓“社会良知”和“公共道义”两块高地，随后，又像当年张春桥那祥，居高临下地称他们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公共关怀和社会批判，他们永远站在强势集团的对立面，保持批判的姿态。”从而为自己取得了话语霸权。于是，随后便顺利成章地挥出了“权贵弄臣”、“专制帮凶”、“御用文人”、“无耻构陷”、“恐惧症”等大棒对吉方平进行劈头盖脑的打击。如此手法，竟与当年文革大批判派如出一辙，不亦悲乎。 ”
    “社会良知”、“公共道义”是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题中应有之意，何须拙作抢占？如果公共知识分子不谈“社会良知”、“公共道义”，那么，公共知识分子就根本不复存在，吉文也没有必要撰文否认它的存在，害怕被抢夺话语权的当局也不会拼命打压。实际上，正是因为权贵们变成了利益集团，导致“社会良知”和“公共道义”成了社会的稀缺资源，社会才呼唤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丧失了话语能力的“沉默的大多数”才希望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意见领袖”喊出批判的、正义的声音。明眼人不难看出，公共知识分子之争本质是话语权之争，搏弈的双方是既得利益集团与广大的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而公共知识分子不过是广大民众的代言人，代言的资格是他们掌握的知识，代言的内容自然是对社会正义、公共道义、自由权利的诉求。因此，不是拙作或者公共知识分子抢占道德高地，而是利益集团放弃了社会良知和公共道义，越来越走向贪婪、独裁和专制。
    檀文送给拙作的第四顶罪名是杜撰概念，混淆视听。檀文说：“刘路在他的这篇大批判文章中，也生造了一些只有他才有解释权的概念，如“有机知识分子”等，这些杜撰的概念逻辑混乱，也不符合常情，用之于论战，恐是臭炮弹。”
    檀文居然认为“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鄙人杜撰而且“逻辑混乱”，只有鄙人自己“才有解释权”，真让我受宠若惊，又好气好笑，即使读过大学并且海外留洋的檀香山客先生没有研究过知识分子的发展历史，至少上网搜索一下也能知道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与文化领导权理论在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被反复引用，成为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之一的常识，连这点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居然就敢上网写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批判别人，檀香山客先生的学术胆量之大，恐怕无人能出其右了。
    檀文为吉方平文章抱屈，指责拙作是“新式文革大批判”，却对作为官方声音的吉方平文章打压民间的言论空间、构陷公共知识分子视而不见，不难看出，作者站在谁的立场上，奉行什么样的标准，在替谁说话。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在任何社会都是一种建设性力量，它的公共性决定了它才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只有立党为私，以国为家的利益集团，才对公共知识分子怕的要死。
    这也是为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本来是吃青草奉献奶酪的奶羊，却偏偏被丑化成狼的模样。
    2004年12月22日于青岛


附：看刘路的“新文革式大批判”(转载)
   　　
   　　作者: 檀香山客
   　　
   最近，在中国大陆泛起了一股“新文革式大批判”浊流，其主要特征就是某些文化精英以西方的理念和伪正义作为思想武器，以大陆过去“文革”中盛行的“大批判”作手段，对不同意他们看法和观点的人进行阶级斗争式残酷讨伐和谩骂。这些“新文革式大批判”者的文章，多见诸于大陆及海外的中文网站。其中，以 2004年11月26日载于《观点论坛》的署名“刘路”的奇文《谎言包装下的无耻勾当》一文最为典型。本来，像我这种在大陆出生、读大学，后来在北美留学，再回大陆经商的“海归派”，对互联网上的各种口诛笔伐早已不感兴趣，但是，作为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国人，我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再出现“文革”那样的悲剧，所以，对大陆某些“新文革式大批判”的作派，不能不撰文进行一些规劝和反批驳。提起“文革” ，最令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和干部胆战心惊的，便是那个时代的“革命大批判”，想当年，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凭着“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大旗，发射出诸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等毒气炮弹，炸得神州大地乌烟瘴气，现在回想起来，还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幸而，大陆先有华国锋、叶剑英粉碎“四人帮”、后有邓小平的否定“文革”搞改革开放，中共政权已彻底杜绝此种“大批判”武器，不再因不同声音而在政治上整人，不再以压服专政的办法解决思想问题，在我辈海归人士看来，显然是开启了政坛之良风。说起来也是又可笑又可悲，在中国大陆，有少数对现实不满、以西方思潮理念为是非标准的“文化精英”，却偏偏丢弃了西方政活生活中标榜的文化兼容性。他们不允许不同观点、理念的存在，谁要是发表了与他们相左的观点、思想，立刻便暴跳如雷，于是，急急地抡起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当年的狼牙棒，不问三七二十一地砸向对方。刘路的奇文《谎言包装下的无耻构陷》就具有这种典型的“文革式大批判”印记。谓予不信，请看其与文革大批判文章的“四大接轨”手法：接轨之一：通篇谩骂，秽言脏语。事情的起因，最早是广州的《南方人物周末》推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国50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本来，这家刊物推出这类东西就属于不慎重，因为将实际上政见并不相同的50位知识分子搜罗包扎在一起，其策划思想虽然略有“新意”，但至少应获得50人本人的同意，因为其中肯定有一些人是羞于与另一些人为伍的，《南方人物周刊》此种做法，便是强奸民意。对此种做法，大陆主流媒体并不认同，上海《解放日报》终于发表了“吉方平”的文章《透过现象看本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这篇文章我看过，觉得写得确实并不怎么好，说理太“传统”，而且颇“官腔”了些，不易为海归派及文化“精英”们接受。但是，作为一种观点、思想、信念，吉方平直截了当地讲出来，我认为应该是允许的，况且该文也并未说及中共官方要出来清算谁的意思，这就很好。但是，没想到刘路读了吉方平的文章后，却一蹦三丈高，火气极大，在他评《解放日报》吉方平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时，却祭出了谩骂、构陷、打击等手法，其行文思路，一如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辈杀气腾腾之当年口气，我粗粗地勾了一下，他骂吉方平的语言便有“无耻构陷”、“讨伐”、“扫荡”、“摧残”、“御用文人”、“臭名昭著”、“魔王”、“权贵弄臣”、“专制帮凶”、“超级谎言”、“患了恐惧症”，“荒谬无稽”等等，可以说，通篇文章都是用脏话在骂人。大家说，这样的文章，还会有说服力吗？就算吉方平的文章观点不合你刘路的心意，但打笔仗，总还是以理服人，如果像刘路这样破口大骂，脏话、凶话、粗话一起放出来，这与文革式大批判何异？接轨之二：偷换概念，指鹿为马。刘路想批判吉方平文章中关于独立知识分子不存在的观点，照理，他应该摆出依据来证明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但是，也许是他系文革式大批判熏陶出来的，还不善于进行逻辑说理，所以，便只能东拉西扯，偷换概念。刘路引用所谓上海某教授关于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外来的西方概念”，然后就大谈了一通说“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十九世纪的俄国，二是来自法国，并武断地称，“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出现，是五四以后的事”。这里就牵涉到吉方平讲的知识分子概念和刘路头脑中的知识分子概念了。其实，吉方平所讲的知识分子，即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至少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干部等。知识分子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指从孔夫子到洪秀全、康有为、鲁迅、胡适等直到现在的大批掌握有较高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这样看来，刘路心目中特定的“知识分子”实质上有个概念限定，专指十九世纪末那个时代的俄国和法国对当时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与吉方平所指的知识分子概念不同。实际上，我们在国内口头上或文章中常常讲的知识分子，绝不是刘路那个有限制概念的“知识分子”，而是指古今中外都包含在内的泛读书人。而刘路以自己的“知识分子” 套子硬想把吉方平的知识分子泛概念套进去，当发觉根本装不进去时，便只能对吉方平破口大骂了，这就显出了他自己不是善类。接轨之三：抢占“话语霸权” 高地，以代表“公共” 自诩，对别人扣帽子、打棍子。当年陈伯达、张春桥等大批判创造者和“文革” 精英们的一大发明，便是在构陷、打击别人时，自己先抢占了“无产阶级左派” 的高地，然后给对手扣上“牛鬼蛇神” 、死不悔改“走资派”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等帽子，予以口珠笔伐，残酷打击。刘路的奇文，与当年的文革大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他在文中抓住吉方平批评“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点，于是赶快抢占了所谓“社会良知”和“公共道义”两块高地，随后，又像当年张春桥那祥，居高临下地称他们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公共关怀和社会批判，他们永远站在强势集团的对立面，保持批判的姿态。”从而为自己取得了话语霸权。于是，随后便顺利成章地挥出了“权贵弄臣”、“专制帮凶”、“御用文人”、“无耻构陷”、 “恐惧症”等大棒对吉方平进行劈头盖脑的打击。如此手法，竟与当年文革大批判派如出一辙，不亦悲乎。接轨之四：曰杜撰概念，混淆视听。当年文革大批判派为了打击别人，常常杜撰概念，最著名的便是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评法批儒”等，一时搞得人人自危，恐怖异常，其实这些东西在共产党的正式纲领、政策中都没有。刘路在他的这以篇大批判文章中，也生造了一些只有他才有解释权的概念，如“有机知识分子”等，这些杜撰的概念逻辑混乱，也不符合常情，用之于论战，恐是臭炮弹；用之于文革式大批判，则倒可以吓吓人，仅此而己。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革大批判之手段，大陆并不乏承继者。刘路是何等样人，我们无从知晓，他也许参加过文革，也许没亲历过文革，但其人之文风，确有张春桥、姚文元之遗风，依在下之见，不妨给刘路的奇文正名一下，可称“新文革式大批判” ，是耶非耶，请诸君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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