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和中国等东亚和南亚国家签署了一项宣言，按照新加坡代表的说法，这项宣言凸显了亚洲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独特立场。这项宣言的签署国认为，由于亚洲国家信奉独特的亚洲价值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亚洲人民对民主与人权的理解根本不同于西方。

   印尼发生的严重排华事件，而暴行又得到纵容，罪犯得到包庇。其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对这些暴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苏哈托及其继任者就是亚洲价值的积极倡导者。根据亚洲价值，个人的自由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统治者的无条件的统治所需要的安定。然而，牺牲个人自由和利益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定，反而制造出真正的不安定因素，制造出受压迫的并伺机肆虐遇到暴民。

   一些人力图用亚洲价值来证明主张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不适合亚洲社会。准确地说，自由民主不是不适合亚洲社会，而是不适合像苏哈托这样的独裁者。亚洲的普通民众主张亚洲价值、亚洲人独有的美德或独特的文化传统也许不无道理。可是一旦统治者们高谈亚洲价值的时候，尤其是主张亚洲价值观就是国家高于个人，或断言这样的价值观注定要取代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尊重，以及取代在亚洲实行民主的必要性时，其居心就叵测了。

   亚洲价值的核心就是安定与和谐高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国家的权利绝对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国家的安定绝对高于每个人的尊严。在亚洲价值中，最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国家的安定。可是为什么偏偏像印尼、缅甸这样坚持信奉亚洲价值的亚洲国家不能实行政治安定？苏哈托和许多东亚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是靠家族和亲友的裙带关系来维持的，这种关系往往在起初能带来更多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重视和谐是重视裙带关系的同义语。苏哈托的下场告诉人们，这样的和谐关系以和谐始，以背叛终。亚洲价值不过是以本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名义压制人权的一个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密码”。

   亚洲价值的鼓吹者认为亚洲价值的意义在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说亚洲的繁荣需要亚洲价值的话，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华人最能在经济方面体现亚洲价值，可是，印尼的统治者和当地人为什么不善待这些体现亚洲价值的华人？可见，苏哈托之流并不是真心拥护所谓的亚洲价值，不过是拿亚洲价值来遮盖自己的专制统治对人权的践踏罢了。亚洲价值在经济方面也种下了不少恶果，如官商勾结、金权交易、贪污腐败、操纵市场、垄断经营、与民争利。腐败是东亚的政治之瘤，亚洲的政治家所谈的亚洲价值实际上是滋养腐败毒瘤的价值.

   在东亚，能够实行安定的国家恰恰是那些采行代议民主制度的国家。美国、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恰恰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上把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抬高到比安定与和谐更重要的地位。现实的情形是，越是让安定压倒包括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内的一切，倒反越难以实现安定；相反，越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安定反而容易实现。

   亚洲价值观还特别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但是，从印尼华人的遭遇来看，这种生存权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国家和政府的。亚洲价值的另一个重要论点就是人权内政论。印尼的一位高官最近还抨击中国借印尼华人事件干涉印尼内政，还说这些华人早以加入印尼国籍，不再是中国公民，怎样对待这些印尼籍华人是印尼的内政不容他国指手划脚。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也一直认为，人权是内政问题。但是，从中国宣布签署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和谴责印尼迫害华人的做法来看，把人权看作纯粹的内政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亚洲价值的发明，使那些试图抵挡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权的人得到最新式的古老武器，并用这个武器来压制国内的批评意见，怂恿反西方的狂热民族主义。而以西方学术前沿的名义出现的多元文化主义则在东亚国家为这类武器提供了设计原理，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文化的特殊性来否定关于人和人性的基本价值（如自由、人权及其相应的制度设施）的普遍性和人权的普遍有效性。当人权的普遍有效性被否定之后，有些人就要付出失去权利、自由和尊严的代价，而印尼的华人正是这样不幸的一族。按照一些东亚领导人的说法，亚洲的历史和传统就是不需要民主，但是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亚洲国家，人民都在为民主和人权奋斗、流血，而且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走上了民主的道路？由此看来，亚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与亚洲人民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冲突的。所以，亚洲价值听起来更像是亚洲国家一些不喜欢人权与民主的领导人的价值观，而不是亚洲人民的价值观。民主和人权奋斗、流血，而且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走上了民主的道路？由此看来，亚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与亚洲人民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冲突的。所以，亚洲价值听起来更像是亚洲国家一些不喜欢人权与民主的领导人的价值观，而不是亚洲人民的价值观。

本文摘自1998年8月29-9月4日《粤港信息日报》周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