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784年美国船“中国皇后号”远航广州，中美两国开始交往的两百多年以来，中美关系大体上可以说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好的。最高表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成为共同对抗日本的同盟国。但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美 两国立刻成为敌国，直到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始有了转机。又过了7年，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2月下旬，邓小平以实际上中国 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访问美国以后，两国关系才走上了正常、比较平稳、时摩擦而大体仍不断发展的20年。

   在20世纪下半期的世界上，各国几乎都以美国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外交对象，不是敌人就是朋友，反正是最重要的国家。中国也不例外。事实上，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外交路线，几乎全部就是对美国和对苏联的关系怎么摆的问题。任何其他的考虑，不论怎么大事张扬，无不居于从属地位。

   从1949年到1989年的40年间，中国外交政策事实上走了一个“之”字形，或曰“S”形。 不妨用两句话来概括：“十年一变，逢九必变”。可以列举如下：

   联苏反美（1949年起）1 →美苏并反（1959年起）2→苏美并反(1969年起)3→联美反苏（1979年起）4→对苏和解（1989年）中国完成外交的全方位化。5今天的中国青年大概已同世界上其他各国人民一样，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很难想像，在中国，这样的观念大概到10年前才有人左顾右盼战战兢兢地提出来。而在20年前，光是这样的提法就是反动的，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厄运降临到敢于公然提出这种反动观点的人身上。

   从1949年起，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它整个的国家目标就是“世界革命”。苏联革命胜利了，中国革命也胜利了，但是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在一小撮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压榨下受苦受难，中国人能因为自己解放了就忘了自己的穷哥儿们吗？中国必须与苏联老大哥一起“解放全人类”，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不论现在的以及后世的历史学家是否会细心地发现，中国建国以后曾受到苏联什么样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或是有什么利害冲突，但是从1959年起逐渐公开化的中苏争论，至少表面上（或公开宣传上）是绝不涉及这方面问题的。中国先是批评，后是谴责，最后是痛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俄国新沙皇”，理由仅仅因为是苏联“变修”了。而苏联变修的第一条罪状，也绝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中国，而是因为它居然同美帝国主义讲和平共处，这是对美帝的妥协，后来又逐步上纲到是对美帝的投降，是对列宁、斯大林的背叛，是对世界革命人民的背叛，苏联居然完全忘记了它本来要 领导世界革命的义务与责。这样的口诛笔伐在整个60年代逐步升级，终于到1969年底爆发了中苏边境上珍宝岛真枪实弹的血与火的战斗。

   正是这个时候，美国的当政者——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嗅到了中苏论战并不是（如当时不少西方政论家所以为的那样）在“唱双簧”，而是因为两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当机立断，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表示了美国愿意同中国搞好关系的意图，而且表示不惜降尊纡贵，愿意亲自到与之敌对了20多年的中国来见毛泽东。通过各种暗示和明示，毛泽东——他是中国的灵魂——终于也觉察到了，于是马上表示愿意接待。这次访问在1972年2月成为事实。它是世界史上少见的两个相互敌对、连外交关系都没有的大国元首之间的一次历史性的会面。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猛烈抨击苏联“反美不力”的结果，倒是自己首先与美国改善了关系。其中各种因素的变化（或不变）值得后来者深思。

   这次会见，无论对中美关系来说，还是对世界战略格局来说，确实是一件旋乾转 坤的大事。关于这次会见的前因后果，种种布置和接触，种种秘闻和珍闻，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谈过而且写过了，然而最重要、最准确的细节还是躺在两国的档案库里。幸亏美国档案是有保密期的，满了20 年一定解密。又要感谢牛大勇、李向前等同志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

   有志于研究中国外交、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或者有志于研究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尼克松、基辛格这些人物的思想与性格的人，从此有了一个可靠的、准确的材料，因为它是不容掺假的原始记录。当然，若要做再深入细致的研究，还有待于中国方面档案的解密。此事目前虽然尚无可能，但迟早总是要公开的。

   在上面的表中，尼克松、基辛格访华的时间正处在“美苏并反”与“苏美并反” 之间。不要看这里只是苏美两个字的次序颠倒了一下，它们是有原则区别的。在“美苏并反”时期，美国是中国的也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而苏联的作用则从“反美不力”发展到“为虎作伥”；在“苏美并反”时期，情况变成了苏修成为世界人民的也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而美国反倒成了世界革命人民的“间接同盟军”。这是当代世界外交史上一个极大的转变。

   虽然尼克松自己吹嘘过他的访华之行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但我还是怀疑他当时是否已经认识到这对中国今后的道路真正是旋乾转坤的一周。它促成了中国的国家目标由“世界革命”逐步转向“国家利益”（或曰“民族利益”）的改变。

   历来都说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但是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这话居然可以倒过来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思想发动与理论准备硬是为了“反修防修”，是直接与苏联变修相联系的。不能阻止今后的历史学家要按照常规来寻觅中美苏关系这样大逆转的内在的、潜藏的、物质的原因，但是他们千万不要忘了这一切都是在“打倒一切帝修反”的震天价响的战斗口号声中进行的，他们也无论如何不应该低估毛泽东对世界革命所抱的热诚与他对中国和他本人在其中可能起的作用与可能占的地位的自信。这是历史上以狂热的意识形态来指导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特例。它的历史教训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而予以轻忽。

   据说尼克松同毛泽东首次见面的时候，就表示美国与中国的世界观是大不相同的，但是，美国的实际利益驱使他到中国来。据说毛泽东对尼克松这样的坦率极为赞赏。虽然毛泽东在外交上完成了这样一个大举动，可终其一生也没有降低他在意识形态上的调门。只有最细心的观察家才能发觉从“美苏并反”到“苏美并反”的微妙变化。

   尽管如此，毛泽东亲自打开了冻结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却给邓小平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后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大开了方便之门。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没有一字批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晚年做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决策。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在邓小平开始领导拨乱反正以后才实现的。邓小平永远要感激毛泽东的是，后者毕竟亲自为他做了打破坚冰的工作。如果不是如此，要在70年代后期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1957年以前和1978年以后，我对中国外交略有参与。至于对尼克松访华这样的大事，就只有在干校旁 观、担心、着急、期盼的份儿了。现在译者把《基辛格秘档》一书 译出，请我作序。我即将远行，来不及细看全书，只有把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最大的一件大事的最宏观的看法提供给他们，也提供给读者。希望对后来的研究者会有些帮助。在今天的世界上，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一样，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甚至可以影响到它的人民的日常生活，这是我们大家已经亲身体验到的，不用我来饶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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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49年，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和评美国白皮书，次年发生朝鲜战争，从而确立了联苏反美的外交政策。

   2. 公开批判苏修虽然始于60年代，然而中苏关系恶化实际上始于1959年。内部传达一再申明这一点。

   3. 1969年珍宝岛事件中苏交火后，1972年尼克松访华，苏联上升为头号敌人。

   4.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随后访美，明言“共同对付那个北极熊”，正式形成联美反苏的战略。

   5. 1989年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会谈，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外交实现全方位化。

   1999年4月

   作者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美国问题专家。《基辛格秘档》据美国国家档案最新公布的部分材料编译而成。译者为专业研究人员牛大有、李向前。

《财经》杂志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