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红楼梦》，虽短短数语，却至今未见有人超越：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31页）

    “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在曾经自认为是共产党“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别在他生命的黄昏就一直笼罩着这样的悲凉之雾，身历反右运动、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6.4”等一系列灾难，虽然偌大的中国“呼吸而领会之者”并非李慎之一人，但他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说1999年秋天那个孤独的夜晚，他在一盏孤灯下写下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文本中，我们还能读出他对这个少年时就向往不已的革命党抱有一线幻想的话，那么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完全清醒，彻底失望、进而绝望，他一而再地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许良英透露心曲，悲观之情毕露无遗，悲凉之雾逐渐将他的身体乃至生命淹没，但他的思想在雾中升腾，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话精神，重新开启了一扇通向未来的门。

    2003年4月22日，80岁的李慎之先生带着无数未尽的心愿撒手而去，中国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老人的怀念与敬意。远在德国的仲维光和远在美国的曹长青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曹长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贡献与三个局限》文中特别指出李慎之的“三个局限”：“他对自己至死都是共产党员的历史缺乏反省和忏悔”；“他至死在潜意识中还是个‘谏士’”；“从严格一点的意义上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由此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笔墨风波，事隔一年半，风波早已过去，问题仍悬在空中。在仔细阅读了李慎之与许良英最后5年的私人通信后，我感到对李慎之先生应该有一些新的认识，他晚年的思想在这些信中有更真实、更坦诚的流露，或许有助于我们全面公正地评价李慎之的思想。

    两位老人的交往始于1998年2月，李慎之托人给许良英送了一篇他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2月27日，许给李写了第一封信。3月4日，李回信，从此开始了他们5年的书信往来，各给对方写了43封信，其中既有科学、民主的严谨讨论，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对自己投身的革命道路的反省，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展望，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讨论之真诚更足以让后辈汗颜。直到生命终止前不久，李先生还写下10页纸的长信，提出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志愿。由于是私人通信，无话不谈，袒露心迹，比公开发表的文章更能反映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想法。

    透过这些书信我们能看到李先生在他生命最后5年中燃烧自己、热切追求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怀，看到他挺身而出“冒叫一声”的道德勇气，同时也能看到他心中的悲凉和他的局限。

    李慎之晚年力倡民主，回到“5.4”，重新举起了启蒙的火炬；他弘扬顾准，以自由主义为北大传统和顾准思想定调。他深感“5.4”以后的80年，民主根本没有在中国扎根，“21世纪几乎要重新来过。要中国人懂民主，实在是艰难已极，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5.4，因为中国只有这么一个说得上的源头。”（2001年5月8日）他对全球化和全球价值更是情有独钟，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说：“近来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全球化与全球价值》。我的意思是，以我生80年的经历再推广到人类近500年的历史，民主已是一种全球价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

    虽然他常常感叹自己生前或许看不到民主的实现了——

    “我反正知道我们年轻时相信的乌托邦不但不可能实现，而且是一种谬误。民主的价值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们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可能再过二三十年在中国还实现不了。（现在有许多人担心中国实现民主以后，会出现‘拉美化’，我也有这种担心。）不过公民权利有起码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顶多我们不能及身而见，我们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2002年12月7日）

    但他依然坚定地主张“和平演变”，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中国需要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

    “我过去几年的‘工作’进度是很慢的，自己觉得虽然效率不高，但是还能‘赶趟’。不过最近以来，我突然直觉地感到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然而全社会好象都没有这样的准备。我有3个小圈子，一个都是80岁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60到70岁的人，另一个是大约50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1次。我近来一再呼吁他们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轻的一批外，反应都很冷淡，我也以你的努力与我的疲塌为例进行说服，结果也不理想，这些人差不多都想通了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宪政民主，我就劝他们研究一下宪法，万一形势急转直下，这些自认为的民主主义者连部宪法都拿不出来，怎么行呢？” （2002年10月30日）

    2003年1月2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3个月零20天，他还在信里说：

    “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

    “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经彻底失败了，中共实际上已放弃了它，保留它作为口号，无非是保持特权而已。当然社会主义还可以作为一种政策目标，甚至执政党的施政纲领，但是也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数选民的认可，就该下台。马列斯毛说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已经试过，应当作废了（虽然它仍是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进入新世纪后，我常说两句话：１、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２、对中国能在21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不过，我之所谓民主，只能指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并非指充分民主。实现充分民主，最乐观也需要到21世纪末。”

    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请长期研究民主问题的许良英以500个字回答他，什么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对科学精神，李慎之同样不能释怀，直他晚年他还想写一篇《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虽然文章最终没有写成，但他从未放弃过这个念头。1998年3月4日他在写给许良英的一封信中说：

    “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要硬分越来越不可能又无必要，中外一样都把研究的人叫做‘科学家’＝Scientist，但是我还是要冒叫一句，想的是叫中国人多想一想，（这也是‘知识分子自大狂’，）实际上在一个12亿人的国家，几乎是不会引起‘任何’反响的。

    “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没有多少‘老生’了。”

    同年10月10日，他说：“李约瑟热爱中国，以半生精力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国人搞得神魂颠倒，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现在的爱国主义者，都大谈中国如何领先世界2千年，东方文明如何伟大等等，我实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对于自然科学实在无知，对科学史更是无知。只是出于一种责任心，觉得不能让中国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发此愿心，希望你能给我指导和帮助。”

    在11月11日的信里他还说到，“李约瑟以其‘巨著’已经‘推翻’了你和竺可桢、冯友兰的结论而成为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一面旗帜。我学力不足，写作艰难，但是只要不死，总是要把文章写出来的。” （1941年春夏，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三年级时曾在学生中发起一个科学团体，讨论中国为什么科学不发达，为什么产生不出现代科学，他们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1944年，心理学家陈立发表《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1945年，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当时，李慎之正在给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写序，他感慨“哈维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虑如何取代它的时候提出也可能转向东方思想，虽然只有一句，但东方思想（实际上指儒家伦理与老庄思想）流毒（请恕我用这两个字）之广，可以想见。在国内则更是与统治者交相煽惑，对人们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

    1999年8月22日，他在信中说：“我要驳斥李约瑟难题，今年大概是动不了笔了。只是我有一难题要请你帮助解决：SCIENCE一字在西方到底起源于何时。”

    直到2001年4月21日，他还在探讨这个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假命题》这篇文章我还是要写的，但是愈想愈觉得其难，因为我的科学知识实在太差了，而且现在的谬论日见其多（从席泽宗到董光璧），要一一排击之，尚须搜集材料与论点。今年是决不会动手了。也许明年可以摆上日程。

    “西方古代有科学，而中国没有，不是源于人性有什么不同，却正是因为文明的起源与走向有差异。

    “真善美是西方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中国古典只讲善美，是不怎么讲真的。美、善天生就带有价值上的好恶，真就不一定。我把真说成是价值中立的，在内心讲正是把它作为最高的价值。美、善不讲真就失去了基础。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

    他说：

    “我心中的真理的价值中立的。‘真理’两个字本非中国固有，而来自佛经，因此已带上了价值色彩。共产主义就其原始的意义讲（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已是一种应用真理，真理一旦应用，就有了很大的出错的可能，这一点在我们青年狂热时期是不了解的，到后来才懂得。‘真理’一词因为汉语双音化的大潮流，已无法改译为‘真’一个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社会科学中本来就没有自然科学中的那种真理。‘自由主义’是‘真理性’最差的一个‘主义’。（1998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