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可能莫衷一是，但对于民主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可能是没有多少争议的。自从中国进入了近代，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就在为了民主在中国的生根和发芽而摇旗呐喊。李慎之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第234次双周讨论会上，李先生再次阐述了他的思想，从他与各位与会学者、专家的现场交锋中，我们能体会到这样一位八十岁的老人的赤子之心。我们不一定赞同他的观点，但是他的忧国忧民的精神却令人钦佩。

   李先生首先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做了一个区分。在他看来传统文化是可以很广泛的，但文化传统却是在这些众多的文化之中居于核心价值地位的东西。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包含了令国人骄傲的四大发明、诗词歌赋等等，但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却是专制主义，中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的朝代更替，但根本制度——专制制度却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李先生也非常反对封建、现代两制并行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个俄国青年根据马克思的五阶段论生搬硬套出来的，因为到秦始皇的时候封建就已经没有了，而侵淫于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的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轨迹，它虽然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古代文明，也成为了中国迟迟不能完成现代化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因此在李先生看来，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和现代民主是不兼容的。对于这个论点，盛洪博士提出了他的看法，他主张对文化传统做一个区分，认为说民主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不兼容是没有错的，但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未必就能包含了所有的文化传统。当然，李先生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可以和民主兼容的，因为自孔孟以来，在儒家的思想里就有了“诚”的哲学，而“诚”是和我们现在建立诚信的契约社会主张是如出一辙的。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儒表法里”，即表面上封建帝王们都是孔孟之道的捍卫者，但实际上行的却是法家的路线，搞专制，而这是和民主不兼容的，这也深深地影响到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比如在中国就很难做到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和而不同”。

   在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做了区分之后，李先生进一步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实行民主。对于很多人都以为的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李先生持不同态度。他认为一个民族最伟大的创造是政治文化，而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文化是专制，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很重的专制包袱的国家只有实行民主才是正确的选择。对于此，王焱教授持相同看法，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不能成功地凝结为一种廉洁高效的制度。同时，李先生赞许了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执政党纲领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他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社会政策，以之为纲领的政党也完全可能在选举中成为执政党。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也承认民主共和国可以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共产党作为一个左翼政党把社会主义作为施政纲领。因此在李先生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策更为恰当。

   但是我们对于民主的理解还有很多的模糊不清的地方，还需要定义，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因为民主既有程序民主也有实质民主。程序民主就是经常能听到的投票制度，但也有一个悖论，因为经济学家们早就证明了投票民主并不一定能促进福利的改善，有时候还适得其反。但是即使是程序民主也并不完全是我们常说的“少数服从多数”，在行动上确实需要少数服从多数，否则就会导致行动的迟缓和对法制的破坏。但这并不是要取消人们的思想独立性，“少数”是可以持保留意见的。从长期来看，这是有可能促进一项行动真正改善的。而对于实质民主，李先生用了“主权在民”四个字来概括，并认为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民主可以保证一个国家里每一个公民的个人权利，保护人权是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在廓清了民主的内涵和外延之后，李先生进一步认为，中国的民主应该分成两步走，第一步大约在2040年实现，第二步只要能在21世纪末了的时候实现就很不错了。在第一步民主中，他着重强调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以之作为第一步民主是否实现的标志。这一论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同意，黎鸣教授更是以是否开党禁和言禁作为判断中国是否实现民主的标志。

   对于民主能否在中国实现，可能有很多怀疑。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现在素质太低，一实行民主就会导致混乱。这是有一定正确性的，因为自秦以来就是专制主义，中国人身上的专制主义的包袱很重。作为专制主义的另一面，奴隶主义的性格也特别厉害，而奴隶性格无疑是实行民主的一大障碍。然而，我们同时还要看到，国民素质只有在实行民主之后才会有一个飞跃，也只有到那时候人们才会真正地主张权利，市民社会才能建立。正如蔡德诚先生说的，台湾的民主化之路为此提供了左证。因为当蒋经国开两禁的时候，国民党内一片反对之声，也认为台湾人的素质太差，不具有实行民主的条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论调是不对的。因此，我们还是要相信中国人具有实行民主的条件。

234次天则双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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