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硕士或博士研究生，采用“导师”制度，而不是普通的上大课的方式，当然是西方大学百年以上的经验结晶。如果说培养大学生略同于近代大工业的流水线批量生产，培养硕士、博士则是采用古老的传统的手工业作坊生产方式，师傅带徒弟，一对一或一对二，手把手地教。博士培养的是专才而不是通才。

   最近有媒体报道，有的博导带了十几甚或二十几个博士生，那怎么可能呢？十几年前，山东大学中文系萧涤非教授带了一个博士生，是他的关门弟子，研究唐诗。这位博士生写的论文，用300字的稿纸抄写，有一尺多厚。博士论文这么写，同时带十几二十几个，哪位博导来得及指导呢？理工科的博士要做大量的实验，也要做论文，这和培养汽车司机、修理工大不一样，也不可能同时带领好多人，否则就像顺口溜说的“博导博导，水分不少”。

   据说，现在中国成了博士第一大国。中国的在校博士生位居世界第一。这样的大跃进是好事吗？你培养出一万名胸外科博士，他培养出一万名胸内科博士，恐怕会成为洪涝灾害。文革中，大字报上把“博士”写成“薄屎”。如果博士生产也进入流水线作业，流水线下就难免没有“薄屎”了。

   报载，最近山东大学举行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一位招聘者说，因为扩招，现在的硕士毕业生水平下降，只相当于前些年的本科生。这原因，一是生源水平降低，二是集体上大课。一个“硕导”指导二三十个学生，还不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现在，到山大校园里，随便撒一网，准能捕捞一堆“硕士生”。

   解放后，山东大学中文系第一次招硕士生是1956年。那时学习苏联，叫副博士研究生。只有高亨先生招了一人，叫颜学孔，他原来是中学语文教师，经过考试，择优录取。高亨可谓国学大儒。这样的“导师”一对一指导，会培养不出高徒吗？

   “博士”的名称，顾名思义，是绝对的名不副实。博士的学问不在广博，而在深厚、精细、尖端、专长，攻其一点，旁及其余。作为学衔最高等级的博士，其实是知识比较狭窄的人。知识广博上懂天文下懂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内科外科牙科五官科无病不能治的大夫，那属于通才，大多难以成为博士。叫钱学森去培养文学博士岂不是南辕北辙！不过前些年这位钱老想要创建钱学，成为科学的科学，哲学的哲学，年老不服老，闯进知识的海洋里，左右出击，南北奔突，结果事与愿违，闹了许多麻烦，贻笑大方。如今廉颇老矣，大概雄心壮志已经涣然消逝。

   把学士、硕士、博士作为学衔的三个等级，其名称，中国古已有之，是翻译时的借用，经过百年的运用与积淀，人们已经非常习惯，不会产生歧义与误解了。

   博士之名称，中国古代一指太学老师，秦汉以下至于明清都有，如五经博士、算术博士、医学博士等等；二指尊称卖茶卖酒的人，如茶博士、酒博士，和叫师傅差不多，略同于现在把饭店的女服务员叫小姐一样，大概在尊称之中含有某种调侃的意思。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所以，当我们要培养博士的时候，首先就是物色、选拔、确定那些学养学识出类拔萃的教授、研究员做导师，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的职称，规定只有谁可以做博导，定于一尊，一定终身，别人不能染指，反之，只要是大学教师，连副教授、讲师也可以带博士生，只要他有这个能力，而且又能够申请到经费的话。今年你带博士生，就是“博导”，明年你不带了就不是。至于带博士生有津贴费，那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博导”不是专称、特称、职称，也不是一个固定职位。这可能有点像雇短工，干完了，把工钱算清，一了百了。

   仍以山东大学为例，博导开始要由国务院审批，五次共批了十几位，后来只批博士点，博导由学校批，这样博导就增加了十倍。但是这种首先确定博导的制度，就演变成了一个等级。为了奖励、鼓励、抬举他们，于是就相应地提升他们的地位，置之于教授之上。博导之上还有“特聘教授”，于是教授之上又有了两个高于教授的等级。

   最近媒体广泛报道，杨振宁也在质疑这个博导制。今年，2004年11月20日下午在中国科协2004年学术年会特邀报告会上，谈起国内的博士生导师制度，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一个讲师就不能带研究生呢？讲师活跃在科研的第一线，这样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年轻人是带研究生最好的人，而像我这个年纪已不是最好的人，因为我所作的研究已不在最前线。”杨振宁再次明确地说，这一制度使冲锋陷阵的人不能带研究生，这是错误的。他还透露自己就此观点已和清华大学校长沟通过，他希望通过大会，能有更多的大学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XYS200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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