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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悲歌之二——千古奇冤说阿垅

——五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中共起码有潘汉年、阿垅、葛佩琦三个功勋卓著的情工人员解放后居然沦为阶下囚。昨日的功臣,怎么会变成今日的罪人呢?这是令后人难以思议的千古奇冤。潘汉年大概属于中共一号特工,问题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就是抗战当中,中共与日本互通款曲,潘汉年乔装衔命,奔走虎穴,但关键档案没有解密,难以议论。阿垅和葛佩琦分别是反胡风与反右派运动中,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材料具在,是非早已定评,或许只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熟悉而已。本文再说阿垅及葛佩琦,旧话重提,是为了反驳白皮书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施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这种漫天谎话。历史和事实果真如白皮书所言,怎么会造成这样离奇的千古奇冤呢?

(一)阿垅其人:兼进步作家与中共情工于一身

   阿垅(1907—1967),原名陈守梅,笔名S•M、圣门、亦门、张怀瑞等。杭州人。幼年因家境贫寒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后便不得不辍学去绸布店当学徒以谋生。他刻苦自学,喜爱文学,青年时期即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发表在杭州的报刊上。1929年入上海工业专科大学就读。1933年,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十期。此时接受中共地下党影响,思想逐渐进步,倾向革命,并在当时大型的《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抗日战争初期,他以少尉排长的身份参加淞沪战役不幸负伤,为保卫祖国而流血,写有反映此战役的报告文学集《第一击》。1939年到延安进“抗大”学习。

   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养伤期间写成报告文学体长篇小说《南京》(现改名《南京血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容系描写国民党军队在南京的大溃退和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此书曾应全国抗敌文协的征文评奖,获第一名。伤愈后,由于回延安交通线被国民党封锁,才未能回去。后来,他从西安至重庆,又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利用在国民党军事系统工作之便,将大量军事情报交胡风及有关同志转送给党,并掩护和帮助了许多革命同志转往延安。此时,他还写了大量诗歌和论文,发表在《七月》和《希望》上,并编辑出版了进步文艺刊物《呼吸》。1946年12月,因革命活动被发觉,受国民党军政当局通缉,便逃离成都,匿名浪迹于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即使在如此困难情况下,他仍利用机会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并创造条件进行策反活动。这一时期,他潜心探讨诗歌理论和诗人诗作,著述甚丰。解放后,任天津文联创作组组长和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

   1955年5月28日,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被捕,被定为“骨干分子”。1966年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1967年3月15日,因患骨髓炎,瘐死于监狱医院。

   在逮捕阿垅后,作为中共地下工作的首脑,周恩来明确交代:阿垄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

   阿垅前出版有诗集《无弦琴》、报告文学集《第一击》、诗论《人和诗》;解放后出版有论著《诗与现实》三卷、《诗是什么》、《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材料主要录自晓风编《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千古奇冤有阿垅

   胡风集团的各个成员中,冤情同中有异。我记得“材料”公布的当时,最具有轰动效应的人物之一数阿垅,因为根据信件和按语的解读,他确实是一个反动透顶、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两面派,披着羊皮的狼。

   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其第四封是摘引了阿垅1946年7月15日写给胡风的信。摘引的信文是:“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这时,阿垅的身份是南京陆军大学的军事教官。当毛泽东摘出这几句话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满意的,因为,他早已经对胡风一案作了有罪推定,即胡风“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份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但是他仍然要根据继续搜查到的信件,进一步充实这个有罪推定的结论。在胡风案中,他充当最高检查长兼最高法官,他当然是希望“罪证”多多益善。

   毛泽东终于又得到阿垅的这封信。他真是喜出望外。6月8日他致信陆定一和周扬说:“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两天后,在公布的第三批“材料”中,他写出了这样的按语:“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份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于是,给阿垅的信件,以《人民日报》编者的名义写下了这样的按语:“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谙熟中国古典戏曲的人,知道有“屈打成招”之说。贵为英明领袖的毛泽东,看到阿垅的信后,既不审讯胡风,也不“屈打”阿垅,了解这封信说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位高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英明领袖,他不需调查,不需审问,就以如椽大笔,想当然地断定阿垅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并且写下了上面的序言和按语。

   政治运动就是这么搞的,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威逼下,被整的对象只能交代,不能抗拒,不能申诉,不能翻案,更不能抗辩,否则罪加一等。记得文革中,在批斗我的时候,许多人擂着桌子吼道:“李昌玉,共产党的案是铁案,铁板钉钉,你休想翻案!”伟大领袖一句顶一万句。他作结论在先,这案确实是翻不了了。从延安整风到文革,再到整FLG,所谓政治运动,就是这么运动的。

   可是这回是倒霉的阿垅以自己的倒霉运给伟大领袖开了一个玩笑: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阿垅是一个长期地伪装反动教官,潜藏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干着为共产党收集、传送军事情报勾当的中共特工人员。这封信的语言都是反语,是用他和胡风之间约定的习惯的反语写成的。他们之间互相能够“破密”,解读。

   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这封信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1,他告诉了我关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三个月击破主力,一年肃清——计划;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自信——正式的动员;两个重要的军事布置和行动——军事行动。

     2,“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这是一句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反语。这在“一下”这个用语上表现得最深、最锐利。

   3,“他底自信……”云云,也是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话,说明了事实,但却表现出来了写信人的警惕感情。用“他”代表蒋介石,就是虽然不好用敌性的身份称呼或直呼他的名字,但至少也不愿用官之类说到他的一种敌对感情的表现。由于“他”字所造成的“词感”,写信人底敌对感情就完全吐露出来了。收信人会知道“他”是谁的!

     4,“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最后,他隐忍不了,还是正面地吐出了他的感情,不过用的是邮检员不会了解的说法。“一不做,二不休”,这就表现了对这个军事计划的深刻的仇视情绪(人民武装一定无畏地迎接他们的进攻),这些空运的部队等反动武装非走向灭亡不可,一定像脓一样从解放区被排出,从中国人民中间被排出!它们是毒菌,非化成脓不可,因而,非被排出不可,只能是这个意思。文字构成也表现了“是脓”是指上面的空运武装说的。……

     5,阿垅这样具体地写信告诉我,现在想来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希望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组织上的,……。

   由此看来,作为作家的阿垅,他对自己从事的革命事业,全情灌注,爱憎交加,所以在用反语传送情报时,不但要表达情报内容,还要表达主观感情。这样的文字,“外人”是难以破解的,也难怪毛泽东如获至宝。

   这个情报经过胡风,转交给廖承志的女儿廖梦醒等人,送到延安,人证具在。

   据胡风女儿晓风记载,阿垅从1933年到1949年春,前后多次向中共传送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共打江山、夺政权,功不可磨。这些情报的内容以及传送人当时都健在,并且作了证明,而且也从中央的档案中得到查证。本文不必一一转述。

   时间正好过了半个世纪,今天的年轻人大家可以想想,这样的冤案奇不奇,怪不怪?说它是千古奇冤恰当不恰当?阿垅于1966年被判有期徒刑12年。被正式立案定为“胡风分子”的人中共有三人被判刑,其他二人是,胡风被判14年,贾植芳被判12年。

   判刑之后半年多的1966年8月,天津市法院曾宣布过对阿垅“予以提前释放”,却并未执行,1967年3月17日,在病痛(骨髓炎)和悲愤的折磨下,阿垅病逝于监狱的医院中,正当年富力强的六十岁。

(三)巴金•胡风•阿垅//阿垅:“可以被压碎 决不被压服

   最近,巴金逝世。在大陆和香港,舆论赞誉有加,好评如潮,发表在海外的评论,表面上有所贬抑,但却显得深刻,公允。巴金晚年在反思中,不断忏悔,大力倡导“讲真话”,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些话在当时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而且如徐友渔所说,“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仍然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继承巴金和超越巴金》)因为今天在中国并非人人时时处处在“讲真话”,可以“讲真话”。

   但是,巴金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他并没有与时俱进,提出更多更深刻的思想。他几乎没有触动这个庞大的体制的一根汗毛,所以他成了笼中的金丝鸟。他算不上思想家。在人格魅力方面,在反对专制方面,他比起胡风集团的许多人员来说,实在是相形见绌,难以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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