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本文希望在11月20日，即胡耀邦90冥诞前发表。笔者重读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想起右派的“改正”得力于胡耀邦的功绩，仍然要深深感谢这位为人正派正直的总书记。现在谨以此文对胡耀邦表示纪念。我想，如果胡耀邦在世在位，他是会为“右派”的维权，再有作为的。(11/11)

   1957年由毛泽东亲自策划、发动并领导的一场祸及全国的反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的陷害党内外知识分子群众的违宪违法运动。

   这又是一场政治大陷害。毛泽东以发动整风，殷殷动员群众给党提意见为名，“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将民主变成陷害忠良的手段，布下陷阱，最后利用中共权力，实行打击。他本人还美其名曰“阳谋”。其手段之卑劣亘古以来所未有。

   反右运动直接被划为右派的人数达到55万余人。他们的身心受到22年摧残，家户受到株连，许多人被迫害致死，至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无计其数。

   毛泽东在他平生最得意的著作之一、反右檄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气势汹汹地指着文汇报说：“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

   毛泽东已经作古，1957年距今已经48年，公正而无情的历史法官对继承了毛泽东衣钵的中共中央不得不说：直接涉及55万人的反右大冤案，至今还没有结案。“欠债是要还的，你们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

   所谓没有结案，第一，还有万分之一的右派分子没有“改正”；第二，即使“改正”，也不是平反；第三，没有“补发工资”；第四，没有彻底推倒反右运动；第五，没有问责，没有道歉，没有悔罪……

   在文革之后，在胡耀邦的主持之下，按照邓小平作出的先验的结论：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对于99•99%的右派作了“错划、改正”的处理，对于另外0•01%的右派作了摘帽、不予改正的处理，使中共从历史的危机中，初步解脱了出来。

   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反右罪恶，官方第一个最权威的结论文件是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部分第１７节是如下表述的：“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这个陈述，涉及对55万打成右派的人以及受到株连的几百万人的命运的陈述，是如此冷静、如此冷漠，简直是冷得令人透彻心骨。党啊，我亲爱的党啊，你整人的时候，无毒不用其极，到了你自己反省的时候，连汗毛也伤不着一根。

   今天靠着互联网，我们自己也因为苟活长寿，不得不说：这个结论完全违背历史事实，谎话连篇，如果还有可以肯定的地方，就是毕竟还承认“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尽管“失误”加上“严重”这个形容词，仍然是化重为轻，但是毕竟还承认“指导方针”，即问题出在动机上主观上，不敢漫天撒谎说意图还是好的，动机是纯正的，云云。

   对于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使用权术圈套引蛇出洞诱使知识分子掉入陷阱的这个反人权、反宪法、反民主的反右运动，对于55万知识分子空前的政治大迫害，没有问责，没有认罪，没有道歉，更没有反省。

   令人惊讶的是25年之后的今天，新近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关于反右，就由谎话变成了昏话。它竟然敢于这样编造历史，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施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探索中也走过弯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严重错误，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经历了严重挫折，留下了沉痛教训。”

   在这个官方文件中，首先是釜底抽薪，把反右运动蒸发殆尽，连提一提的勇气也没有了。过去挂在嘴边的“十年浩劫”的陈述现在悄悄地翻了案。最令人惊讶地是，它把包含文革在内的所谓“严重错误”，说成是“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探索中也走过弯路”。难道那一场又一场搞得全国鬼神不安的政治运动，可以用“弯路”二字轻描淡写，并且含有一丝一毫的“探索”建设民主政治的意图吗？如此撒谎造假和口口声声要实现政治民主的庄重声明岂不是南辕北辙吗？难道中共与生俱来的“痞子”基因要带进棺材才无怨无悔吗？

   这些编造出来欺骗幼童的历史故事，难道还需要开听证会吗？难道还需要那些健在的当事人作证吗？其实，毛泽东自己就留下了原原本本的“自供状”。毛泽东的这些宏文名篇，不幸收集在第五卷中，虽然并不完全，毕竟是代表作之大全，是那些政治运动的指导文件，是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导致中共濒临崩溃的最高指示。虽然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现在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但却从来未敢公然否认。因此，我们要证明那段无法拿到现代文明政治、民主政治的阳光下袒露的历史，最权威最可靠的原始笔录就是毛泽东自己的得意之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新近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一个最新的信号，是胡锦涛释放的信号，说明官方企图在打着建设民主政治的大旗下，想赖帐，想抽手，想逃脱，想把毛泽东的欠债赖掉。其实，在新闻媒体文艺创作中，禁止谈论反右，谈论文革，谈论六四，谈论法轮功，早就三番五令，百般严禁，现在发表白皮书不过是玩弄欺骗的拙劣手法，欺世盗名，敷衍国内外党内外的指责，虚与委蛇，虚应故事，我们只要注意所有官方讲话、文件，充斥其间的都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胡氏标签，而没有“民主”二字。

   我们要抓住中共的这只手，不能让他缩回去。

   在中国，今天实行或讨论民主政治建设，反右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共建政之后，首先丧失民心的事件，就是毛泽东自诩为“阳谋”大功告成的反右运动。从此，中共就脱掉伪装毫无顾忌一往无前地走上了专制独裁的反民主道路。

   对自己治下的子民，对自己治下的干部，对自己治下的知识分子，先甜言蜜语、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然后宣布他们是“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将55万余人定为右派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事后他竟然恬不知耻地泄露天机，洋洋得意地说，我这是第三十七计，名叫“阳谋”；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古代帝王以能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为幸运，毛泽东以能使用计谋诱引全国知识分子上当受骗，将其中11%的人打成右派为成功。

   一个政治家道德败坏如此，卑劣下作如此，实在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从此，在中国，民主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声名狼藉，令人敬而远之。毛泽东有理由窃窃私笑，他，达到了妖魔化“民主”的目的。

   今天中共若要真心实意地实行民主政治建设，不从彻底否定反右开刀，想要绕开反右、越过反右，那绝对是骗洋人的鬼话，中国人只有顽童才可以欺蒙。请问：你们能不能断言：民主不是手段，是目的。

   鲁迅说得对，专制使人冷酷。今天，弥漫在中国社会的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对于中共关于民主、自由的许诺、承诺，谁都知道那是骗人的官话鬼话，只有金钱才是现世的报应，因此以最大的热情捞钱，成了握有绝对权力的官员们的最高追求。要转变党风，“保鲜”是舍本逐末、头痛医脚。不要把民主蜕化为一桌满汉全席黄金盛宴，更不要变成女体盛。民主自由应该是萝卜白菜人人爱。今天高谈民主政治建设，窃以为应该先拿反右开刀，彻底否定，彻底平反。为民主正名，为自由正名，为宪法正名。今天中国全面的禁锢言论、禁锢思想，滥觞于反胡风，完成于反右派。

   1981年中共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因为处在拨乱反正的兴头，大批右派刚刚被“改正”，感谢龙恩犹恐不及，对于决议中的词句，即使有看法，也只好无可奈何从长计议，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感恩戴德的高论，视党为老爹老妈，自认为打右派好似被老爹老妈打了一顿屁股。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中共还敢于以恩人自居，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

   25年过去了，人们在不断地反思中进步，而新的一代代中共领导人也在不断地显示对民主的态度。正因为没有完全彻底地否定反右运动，其案似结非结，所以出现了天安门前的枪声和坦克，也最生动地表明了在中国，民主会得到什么报应。这已经不是戴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了。

   所以，现在，官方高调谈论民主，抛出白皮书，自己已经没有信心和勇气重复“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类陈词滥调了。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鬼话，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回避它，绕开它，连说也不说，叫人们淡忘健忘。

   我们读中共新近编撰的许多历史，对于许多难言之隐，就是采取一笔勾销、一了百了的拙劣手法。

   毛泽东思想的金字招牌可以叫做“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以下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及不叫第四代的第四代领导都拿“实事求是”当作图腾，当作画皮，虔诚地祭祀，顶礼膜拜。可是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中共是一个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他们讲的实事求是要服从于主观主义、先验主义、实用主义的。善于诡辩，无视逻辑是其基本特点。

   关于反右问题，如果真要讲实事求是的话，窃以为可以仿照《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之“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的否定式语句，作如下陈述：没有事实证明、也没有证据说明“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