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文集：我是“二进宫”右派

反右运动是1957年。李慎之先生说：“几年以后隐约听说顾准又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消息却使我胆战心惊。当时多数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已经摘掉了帽子，一心想的不过是夹起尾巴做人，安安稳稳打发下半辈子。组织上是交代过的：‘再不老实就再给你戴上帽子！’但是始终未见实例，……顾准的二次戴帽，不免令人有‘又惊秋肃临天下’之感。现在知道这原不过是孤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第3-4页，见《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出版）顾准第二次戴帽是1965年。

其实，顾准二次戴帽不是孤例，我本人还可以凑上一个，而且，当时发给我的《平度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戴回右派分子帽子通知书》我还保存在手，可以佐证。

我竟然也能忝陪顾准之后，大概也是幸运之神眷顾使然。物以稀为贵，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能戴上两次右派帽子，也成了稀缺资源，不觉哑然一笑。

在如今，在中国的进步思想界，顾准成了无可争辩的名人。拿顾准相比，颇有攀援名人沽名钓誉之嫌，不过我并非是不认识顾准之辈。那是1950年的春天，江南处在一派连绵迷蒙的春雨中，阴霾笼罩着上海，因为国民党飞机的“2.6”轰炸，炸坏了上海的杨树浦、闸北发电厂，顷刻之间，全上海由万家灯火霓虹闪烁的“夜上海”突然沉入黑咕隆咚的阴暗之中，家家摸黑，路灯失明，工厂停工，夜市关闭，米价暴涨，燃煤告紧，人心惶惑，谣言蜂起，占领上海刚满半年的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这时由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在上海体育馆作形势报告。上海体育馆位于今陕西南路上，可以容纳好几千观众，是当时上海最大最好的室内体育馆。聆听报告的是上海市方方面面的积极分子。我虽然还是一个初三学生，却因为我是一名所谓团干部，所以也有幸混迹其中，装模作样地听他的报告。这样，我算不算“认识”了顾准呢？

顾准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精神，侃侃而谈，纵横挥洒，慷慨激昂，说明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共产党能够解放上海，就一定能够领导上海人民克服困难，建设好一个人民的新上海，彻底粉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梦想。

作为接收上海财经系统的第一负责人，30年代自学成才做到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教授，一位1935年入党学识学养丰富的老干部，顾准对上海的工商业了如指掌，所以他的报告能够条分缕析，有理有据，铿锵有力，充满了说服力，给予听众以莫大的信心、力量和鼓舞。特别是他那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入耳顺耳，这和那些“土八路”作报告大相迳庭。记得那时上海的团市委书记叫鲁光，满口是土得掉渣的山东话，听他的报告好像掉进云雾山中，只能连猜带蒙，记下几条筋。当时上海团市委的一帮干部，如钱李仁、孙轶青都是上海的学生地下党员出身，精明能干、能说会道、朝气勃勃，作起报告来洋洋洒洒，头头是道。他们这两位在七八十年代一直做到《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奇怪的是鲁光后来名落孙山，无影无踪，这和他一口山东土话应该没有关系。

两年后，也是在春风度暖的时节，我已经成了军人，身在南京。这时正是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席卷华夏大地的时候，军队也不能置身风暴之外。我所在的机关，绝大部分干部都下到基层领导“三反”运动去了。我在机关留守，除了参加机关的运动之外，每天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阅读一大摞报纸。因为对上海怀有特别的眷恋，所以，我每天阅读的第一张报纸不是中央的《人民日报》，也不是江苏的《新华日报》，而是头一天的上海《解放日报》。

顾准的活动不时可以在报上见到，每有消息我也习惯地读一读。这时他又肩负领导五反运动的责任。忽然，有一天，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的文章是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撤职８名局级干部，其中就有我“认识”的顾准。顾准的名字从此从报纸蒸发，而我也从此和顾准睽别。四十几年之后，顾准忽然再生于世，他的姓名，他的着作，他的故事，成了出土文物，到处热卖展销。我为曾经“认识”顾准而窃窃自喜，我走近了久违的顾准。

顾准在两次戴上右派帽子、妻离子散、身心交瘁的境遇下，仍然孜孜矻矻地研究“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即共产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为此而写下了惊世骇俗的着作，他秉笔直书，立场鲜明地反对专制，主张民主。他反对地上天国的乌托邦，反对绝对真理。他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这是可悲的。”他成了海内外公认的中国最有良知最有操守最有思想的思想家。

李慎之先生评说顾准道：“‘自古圣贤多寂寞’，思想家历来要倒些霉，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真还罕见。如果说在中国被戴上帽了成为人下之人而被‘孤立’、被批斗、被下放劳改的人并不少的话，像顾准那样被迫与至爱的妻子离婚，而妻子却又终不免自杀，子女与自己划清界限，而自己还不得不签具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到苦难的极致了。他甚至被孤立到这样的地步：永远不会与他划清界限而且日夜想念他的九十老母，虽然与他同在北京，也因为他的身份而始终被阻至死未能一面；真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由此可见，我和顾准相比，虽然两次戴右派帽子的遭遇相同，但我不过是苟且偷生之辈，庸碌虚度之人，在年龄、阅历、知识、素养等等方面，其实都是两个层次的人。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顾准，真心实意不是想攀援名人沽名钓誉，只是想借以说明，反右运动那真是“横扫千军如卷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55万右派是怎样打出来的？我作为55万分母的一个分子，天假以年，幸存于世，苟活至今，由当年23岁的一个小右派迈进了70岁的老境，回首往事，总是还有可以写一写的文字。

（二）中计“阳谋”

上海于1949年5月25日解放，我于11月4日参加青年团，相隔不过5个多月。我所在的新建中学是第一批建团的中学，我当然为此而引以为光荣。我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自愿报名，于1951年1月8日参加了华东军区后勤军事干校。在干校，我也是领导器重的积极分子，所以，6、7月间，为动员第二次参加军事干校，每个军校选派两名上海学员返回上海作宣传工作，我又被选上。我们十几所军校的代表，在团市委宣传部长孙轶青的主持下，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后孙轶青指定我一个人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报告，这当然是莫大的欣慰，因为绝大多数代表的学历都高于我。后来，我还没有结业，就选到军区后勤部工作，也一直被领导器重，在预评军衔的时候，类似于我的所谓青年知识分子有一二十人，却只有两人评为少尉，我是其中之一。

但是，当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的时候，在后勤部召开的几千人的动员报告会上，我被当众宣布揪出“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这对于我来说，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真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那时，我才21岁啊，哪里有过这种思想准备！我只知道干革命要准备接受战场的考验，敌人监狱的考验，艰苦环境的考验，却不知道还要接受这种“政治运动”的考验。这时结论已经定下，你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交代”你们小集团干了一些什么。在莫可名状的痛苦中，在莫可名状的委屈中，我度过了没完没了的“审查”，最后，虽然不认为有一个“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但是我“思想落后，工作失职，应予批评教育”等等。为了转移我的愤懑，1956年我申请参加高考。我原来只有初中毕业学历。我在没有老师的指导之下，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自学，终于考取了山东大学中文系。

我的怨愤始终郁积于胸间。1957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毛泽东亲自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山东大学的党委书记曹哲甫赴会归来，原文传达、印发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号召“整风鸣放”，信誓旦旦地宣布对于大学生不能采取国民党的镇压办法，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过了将近4个月，“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做了若干补充”而正式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读了之后，无不毛骨悚然，原来报告已经伤筋动骨，成了昨是今非。毛泽东公开宣布“‘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身处九五之尊，金口玉言，却果腹自肥，令人佩服。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是古往今来政治家的大忌。伟大领袖如毛泽东者藐然视之，而且以阳谋杀士，狼藉神州大地而洋洋得意，大谋大略，超世绝凡，真不愧为古今第一帝。

可是我的满腹怨悱已经变成了给原单位的信，给我的小集团朋友顾和宝的信，给我一道参军的老同学郑文尧的信，最后我因这些信件被打成右派，顾和宝、郑文尧受到不同的处分，更冤的是我从来没有交往的、顾和宝的朋友黄金科因为我的信（细节我不知道）也打成右派，开除军籍，发配到黑龙江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古人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如毛泽东者然之，小人如我者亦然之，但是，毛泽东可以自鸣得意地宣称，他使用的是引蛇出洞计，我却只能低头认罪，承认利令智昏错，自投罗网。

（三）一尺二用

我被划定为右派的信件的原文文字我没有了，幸好后来，22年后，有了一个《关于李昌玉同志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改正意见的请示报告》，并且我作了抄录并保存在手，这里有给我划定右派的结论。结论中抄录了我在上述信件中的反党，即攻击肃反的言论。

我被划定为右派，有4条罪状，主要是前面的两条。现在我把《关于李昌玉同志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改正意见的请示报告》摘抄于下：

关于李昌玉同志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改正意见的请示报告

……李昌玉于1958年3月经山东大学批准为右派分子，受的处分是给予留校察看（告诉本人是免予处分，最后党委批准是留校察看）。1961年11月9日经平度县委批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根据中央78年55号文件精神，我们认为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其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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