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作品选编：冤死者杨继年

冤死者杨继年
采访缘起
   2002年1月13日深夜，滞留北京的上访户老陆在麦子店一带的某处民房火灾现场，撞见了一个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乞丐，他就是本文的主角杨继年。
   出于慈悲，老陆立即将受伤者送往附近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分院抢救，得以脱险。至2月5日，由于无钱缴纳拖欠的两千多元医疗费，杨继年被强制出院，遣返回四川原籍，入住双桥乡敬老院，仅5天，就因烧伤感染而不治身亡。
   作为遗产，杨继年留下了几百万字的各类申冤材料，所以，他堪称世界上创作量最大的“上访作家”——当我在去年秋天听人提到这一头衔，不禁嗤之以鼻，并反问道：“11岁坐牢？您在编小说吧？”
   2001年10月12日下午，我在成都西门的某处街沿上拜访了杨继年，印象不太好。他拧着眉毛，一脸怨毒。我说想与他沟通，他回答：“沟通有屁用，您又不是法官。今天您是个无权无势的文人，闲着没事，搜集个素材，所以能陪坐在这儿磨牙；如果明天您时来运转，不慎当上大官，心肠马上就变黑了。”
   我下不来台，只得边撤退边说：“改日再会。”
   过了一个星期，我在“上访旅馆”顶楼3号房再访杨继年，乘其情绪稳定，与之长谈，还算顺利。之后，缘分尽，他上访去了北京。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琢磨材料，仍然没把握写好此案。我数易其稿，曾尝试使用报告或记实小说的形式——焦头烂额之际，最终不得不沿袭简朴的原始访谈。因为杨继年已经死了，大量的空白无法填补——一个人惨到如此地步，文学杜撰有何意义？还是让冤魂开口，用自己的原声告诉读者吧。
   老威：许多上访人士告诉我，您年仅11岁就被判刑了，是真的吗？
   杨继年：我生于1946年12月8日，1957年11月5日被××县法院以偷窃罪判刑10年；1958年1月10日又被加刑3年。老威同志您看，这是两份《判决书》。
   老威：原件呢？
   杨继年：没有。
   老威：坐牢是大事，咋可能没法律原件？
   杨继年：您是故意挑刺吧？
   老威：老杨您别生气，我真的，真的懵了。例如这所谓的《判决书》，字迹如此潦草，恐怕大学教授辨认起来也吃力，就凭它，您蹲了34年大狱……
   杨继年：这很正常，50年代提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当时的法律文书都是手工制作，当场写当场判，没哪么多讲究。可能是我太瘦小，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觉得没必要发给我《判决书》，因此本人手里的这些复印件，也是1998年6月23日从××县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查到并复印下来的。这很正常，在劳改队，许多人手上都没《判决书》，要么被原判法院收回去统一存档了，要么被某个管教永远‘借’去了。农民嘛，文盲居多，如果不申诉，“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老威：您也不看重“这张废纸”？
   杨继年：当然看重。因为它，我上访几十次，申诉700多次。开始，地方法院赖帐，不准查，我就拿出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信访办的回复函，狗日的看都不看就朝外推我，没办法，我只好在法院门口打地铺，住了两个多月，每天起码吸引几百观众。狗日的面子绷不住，最终同意查询。接下来该我跑腿，地、市、县、区，好几家档案库，耗了许多天。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是个仓库，黑咕隆咚，保管员打开门一指——你去查嘛，莫弄乱了，否则不好归位。我懵头懵脑地朝里走，周围全是顶天立地的大铁柜，都锈起壳了。霉味、死耗子味、还有防蛀防腐的药水味，呛得人喉咙直痒。保管员拉开日光灯，边转钥匙圈儿边吼——查嘛，冤有头债有主，你查嘛。
   我在铁柜子中间的巷道绕来绕去，浪费了半个多钟点，才醒悟过来：原来像火葬场的骨灰寄放室，这儿也按年头、月份排队，每竖排铁柜档头都贴有标记。我拐弯抹角钻到最里面，突然瞅见“1957—1958”，整整七大柜子！您想想，一个犯人的判刑材料平均才几十页，七大柜子，要判多少毙多少？心跳比擂鼓还重，我喝了口水，稳住神，开始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厚沓厚沓的卷宗夹着纸，日子一久，就锈成千层饼了。纸也生锈，您信不信？
   天气热，心里发毛，我昏天黑地的翻、翻。身边带了个塑料壶，能装五磅水，一会儿就灌光了。汗出得多，衬衣贴着背，我刚要脱，保管员在门口吼——下班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赶去继续查，还是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还是锈成千层饼的纸。一埋腰就是几个钟点。蜘蛛在背梁上牵网都不晓得。“1957”看遍了，卷宗封皮都没“杨继年”三个字。轮到“1958”，个个抽屉都锈死了，拽不开，我用脚踢，用拳头砸，把一窝耗子从顶上震栽下来。还没弄醒豁，巴掌大的一片陈锈哗啦砸得我满脸花。
   眼睛睁不开，脑壳又哐啷撞了铁，我只有摸出门去冲自来水。清醒了，假装歇气，偷捡了半块砖头进去猛敲。搞破坏么？——保管员又吼一声，但没进门。我估计他这辈子也没进来过几次，因为我隔一阵再抡砖头时，外面就没动静了。
   我这次先拽最顶的抽屉，不料里面真躺着“杨继连”（法庭判决之笔误，应为“杨继年”——老威注）的卷宗！也是一沓“千层饼”，我闭住呼吸去掰，手又抖得厉害；我把整张抽屉搬到青天白日下，掰开案卷，天！我的原判决！黑里透黄的纸，锈缝缝牵着一泓泓虫蛋，我吹、拍、抖了又抖。这玩意害了我一辈子，我还拿它当宝贝。
   老威：您这查找过程挺惊险，不过，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的《判决书》也在十年前被四川省二监狱的黄政委永远借去了，如果现在我要上访或申诉，遭遇恐怕同您一样，还不一定有您的运气。好啦，我们来说说这判决本身，它的确漏洞百出：您的主刑判决的落款为“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发出”，而加刑判决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发出”，也就是说，在主罪还没最终以书面形式敲定之前，您就已经投入劳改，并且因“抗拒改造”加刑3年。
   杨继年：您的头脑好使，是个当律师的料。
   老威：您被加刑的书面罪状是——公开质问民警许国成说：“我犯了什么罪，要判十年刑，我没有罪，也没有犯法”等，气焰非常嚣张。又先后向张金山、刘彪等犯人说：“要逃跑。”来煽动犯人。又说：“看守所的伙食好，余家垭的生活不好，连酸菜都没有吃。”57年四月份又煽动犯人董光华、彭克彬等说：“这样冷的天气要我们来栽秧子，衣服也不发给我们。”企图煽动犯人不堪改造……
   杨继年：我一个娃娃，牢骚发过就忘了，谁会料到有人背后记小账。
   老威：现在请讲您为什么被判这么重。
   杨继年：起因是一只羊。1953年，我同父异母的长兄偷了邻村一只羊，被检举，判刑10年，送往新疆劳改，从此就没音讯了。我们全家七、八口人都受株连，被管制劳动4年多。到了1957年，地方上偷盗成风，公安机关人手不够，经常破不了案，于是就根据群众意见，拿“偷羊贼家属”开刀，杀鸡骇猴子。
   我的父母和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一道，被反复批斗，终于受不了，就在半夜拉家带口出逃。热闹地方不敢去，只有钻岩洞当野人。我中途迷路，天亮时又转回家，正撞见县公安局的肖民警领着人来搜“赃物”（包括集体丢失的镰刀、锄头、米、肥肠、肉、黄豆等），结果一根毛也没捞着。
   肖民警扣住我，怒火冲天地叫扒房子。几个民兵都放下枪，取来长竹竿捅屋瓦，一槽一槽地戳，稀里哗啦，三间房全豁亮了。肖民警站在远处指挥，灰尘扬过了，没响动了，才过去侦察。他在碎瓦片中翻来搅去，突然眼睛一亮，拣起一撮麦种。他仰起脑壳想了半天，就招手让我过去问：“杨小娃，你偷了公家多少麦子？”
   我吓得腮帮子咯咯打架，说不出话来。肖民警得意地拍巴掌说：“心虚了吧？偷的东西吃不完，就一把把撒房顶上，窝藏犯嘛。”
   我心里争辩说：“麻雀才是窝藏犯，哪家瓦缝没有它们衔漏的粮？”但浑身越抖越凶。肖民警拽过我的双手上铐，不料腕子细得跟柴棒似的，钢圈一戴就滑下来。肖民警没奈何，换根麻绳把人捆了。我一屁股跌地上，哇哇大哭，肖民警说：“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
   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生产队会计提了个墨桶，舞排子笔刷墙头标语，我不认识字，估计是大家呼的口号：“严惩反革命偷羊贼！”“打倒破坏分子杨小娃！”等等。肖民警见斗争气氛够了，就摸出个工作笔记本，碴碴写几笔，当众宣读：“为了确保一方平安，使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再蒙受损失，我代表公安机关对惯盗杨小娃实施拘留。”
   我赖在地上不去，肖民警就将我拦腰夹在腋下，分开大伙走了几步。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我嗓子嚎哑了，有人还凑拢来开玩笑说，肖公安在管教自家的娃儿。肖假装叹气说：“这辈子倒霉，养了个贼儿子。”
   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象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颠簸了两个小时进入县公安局。“罪证”早就弄齐了，肖民警脱了警服，把双脚放在办公桌上，边啃大肉包子边连续作战，问“姓名、年龄、哪里人”。司法过场几分钟就完了，肖民警叫我盖手印，我饿惨了，吞着口水，双眼紧盯住他嘴边的包子不放。他连催几回“快盖”，我竟没听见，我说：“叔叔，给我个包子吃嘛。”姓肖的说：“盖完印让你吃个够。”
   唉，我一个农村娃娃，打出娘胎，见得最多的是饿鬼，见得最少的是油荤，一听说“肉包子能吃够”，脑瓜嗡地就大了。我趴在桌面上，指哪儿盖哪儿；姓肖的见我嘴谗心切，就叫我自己一页页地翻着盖。一会儿，我浑身虚脱，象蒸笼上气一般腾腾冒汗。姓肖的见活儿干完，就去伙房端来四个大包子，一海碗菜汤。我简直疯逑了，一头扎过去，转眼间包子和汤就下肚了，连滋味都没尝出来。我吧嗒吧嗒咬了半晌空气，将姓肖的逗笑了，又去端了三个馒头。我兴奋得连叫“叔叔好”，肖民警把脚举上我的脑壳，敲了两下说：“切莫胀死逑了，国家又少一个劳动力。”我嘴里塞着馒头，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在队里我只算小半个劳动力。”肖民警楞了一下才说：‘吃牢饭是嫌矮了点儿。”
   老威：您就这样被四个包子加三个馒头定罪了？
   杨继年：那年头，人都饿傻了，逮住其他人也一样么。
   老威：虽然《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11岁”，可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中共1955年就颁布了《刑法》，按规定，受监护的儿童是不该接受刑事处罚的，您……
   杨继年：这是我的《身份证》《选民证》《释放证》，这是凤天乡政府，杨家冲村委会出具的出生证明，还有当地老人和村民的证词——我生于1946年，千真万确！
   老威：莫激动，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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