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
   现在是2005年午后4点钟，茶楼的服务小姐敲门而入，换去桌上的水瓶，我受惊一般从笔记本上抬起脸，却见刚刚闭嘴的陈墨正死盯着玻璃窗外的泥泞街道。乌青的天色象浸饱了墨汁，而散乱的车辆和行人是溅动的淡墨点。我皱着眉头说：“这种阴天已持续了半个多月了吧？"
   陈墨道：“或许还要长，我在成都生活了60年，记忆中的大半都是阴天。有时早晨起来，感觉上已是傍晚了。”
   “所以成都人酷爱搓麻将，一进入麻城，夜与昼的界限就糊涂了。”
   “我对麻将没感觉，我一生的嗜好就是书。”
   服务小姐幽灵般地闪出门去，我想起一位朋友曾私下告诉，陈墨长期患忧郁症，甚至有过自杀的情结。我叹口气，嘴唇翕张两下，却问不出口。而陈墨似乎懂了，悄声而决绝地说：“无论有多难，我都要撑下去。”
   “你怪蔡楚吗？”我问，“正是由于他在海外宣传《野草》，引起关注，你们才应运复刊，一步步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老朋友们指责我犯了路线错误，该开除出党。”陈墨居然笑了，“其实这种路线错误，我、蔡楚、邓垦、九九、鲁连、乐加等等，一出娘胎就犯了。我们都是黑五类子弟，父辈往往非关既杀；接着又迷上诗歌，错误就更大了。比如蔡楚，上世纪60 年代初开始写地下诗，21岁就因为诗歌《乞丐》被揪出来批斗，25岁因屡教不改被关押了100多天，26岁被缺席判刑，并逃亡在江湖上打临工，直到 1979年文革结束后，成都中院才撤消原判，宣判无罪。后来，他移居自由世界，继续写诗，宣扬《野草》，筹建独立笔会，都是早年路线错误的延续。”
   “如果你重新活一次呢？”
   “没想过。总之，搓麻将是一辈子，爱文学也是一辈子，哪种错误更严重呢？”
   “不晓得。”
   “不晓得？那就继续访谈吧。”
   
   老威：这是创办《野草》以来，你遭遇的第一次抄家？
   陈墨：中共统治这几十年，政治气候总是乍寒乍暖，所以根据以往积累的教训和经验，老《野草》们暖则聚，寒则散，几乎每个人都有为避风头而逃亡的经历。我在1970 年下乡当知青时，曾遭遇清理阶级队伍，那阵林彪副统帅刚爆炸，全国人民还懵头懵脑的，就开始集体学文件，民兵三天两头还查夜。我是黑五类子弟，又从成都带了几大箱子中外名著下乡，因此“做贼心虚”，就抓紧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半夜，在房子中央挖了一个深达几尺的大坑，忍痛埋书。
   老威：九九在他的纪实小说《魂断台北》里，曾描述了你坑书的情景。你当时光着膀子，锄头、碗、盆交替使用，书坑刨成了，自己还跳进去，捡起一本本“贼赃”，东翻西翻，一副舍不得的守财奴像。后来，你听出暗地有人监视，竟吓得一哆嗦，失声尖叫：“哪个？”
   陈墨：他只得现身了。这真是书生骇书生，他不睡觉，想干啥？莫不是分赃来了？于是我装着填坑，他也装糊涂，支吾着走开了。
   我跟着又把书挖出来，转移到更秘密的去处，再坑一次。并在周围绕着圈子侦察，确认无人窥视，才松了一口气。因为那年头，谁说得准？直到几十年后，好奇的九九还在问：“墨黑兄，你把宝贝到底藏哪儿了？”我也说不清了，只好回答：“广阔天地，藏几本书岂不容易？”九九不满地笑道：“狗日的警惕性真高过头了。”
   老威：那你这次没把文字罪证先埋了？
   陈墨：我算开窍了，是祸躲不过，根本来不及挖坑！两个刑警一进屋，就问：“你是陈墨吗？”我答是；又问：“你是否在火车南站的某某地方印刷非法出版物《野草》？”我也答是。于是他们宣布：“从现在开始，这屋子里所有东西都不准动，否则你要负法律责任。”
   我只好陪他们在客厅里干坐，心里想着电脑里存着许多犯禁文字，很着急。刑警中的一位只有20 多岁，同我儿子一般大，他稳操胜卷地冷笑着，大约是专门搞电脑的——待大队人马开到，他才如临大敌地坐到电脑前，开始检查。他们抄了两三个小时的家，抱走了电脑，里面存有网上下载的500多篇文章。除了廖亦武、王怡、余杰、肖学慧、冉云飞等的个人文件夹，还有与蔡楚、万之、北明、贝岭等海外作家的通信；我个人历年的文稿；中文独立作家笔会的所有资料。
   我精心保存的从创刊至眼下的全套《野草》及《诗友》都损失掉，其中包括剩下的《野草》成品，作者和读者的来稿、来信。当然，《野草诗选》《野草之路》《野草》成员的照片，我与蔡楚合著的《鸡鸣集》，雪梦、九九等人的文集，我个人的《何必集》，北明送的光盘，王怡接受台湾采访的CD ，统统在劫难逃。3.5吋的软盘就有17张哪！
   老威：一个文人的一生被一网打尽了。
   陈墨：我感到从里到外被掏空了，心脏一抽一抽地疼。这辈子逃过藏过多少次！十几个警察搜查时，我就翻江倒海地呆立一旁，脑子里走马灯似地转，文革中的黑书市，我和邓垦等人经常去“非法淘书”，正在兴头上时，突然有人喊：“联防来了！”于是没命地狂奔……
   为了看一点书，做梦都在狂奔！做梦都在埋书！被人发觉了，还在梦中把身子扑上去，盖住书坑，任人踢任人踩也不让开。还有关闭《野草》联络处，还有自我悲壮地宣称“我已做好坐牢的准备”，当然还有鲁连之死……可没料到，大祸当真临头时，却没有一点征兆！
   我一生的主要价值就是《野草》啊，但面对国家的合法抢劫，我只能干瞪眼。
   老威：你还算幸运，自1949以来，没被抄过家的文人很少。我先后被抄过10来次，神经弄得比耗子过街还过敏；而你虚惊了那么多场，才撞上一回真的。
   陈墨：警察们满载而归，我也随之被押到火车南站派出所。这时成都市公安一处的人才出面，一直审讯到凌晨3点多钟。
   老威：请把审讯过程讲一讲。
   陈墨：公安一处又叫政治保卫处，很有些整人的经验。他们先由两个人来与我摆闲龙门阵，并声明不记录，这两人东拉西扯，绕了一个多小时，才换上正式审讯人马。开始前，还向我念了一段印好的官样文章，如“与本案无关，可不予回答；但与本案有关的，必须回答”之类，接着就在笔录抬头写：“非法出版《野草》案。”我看了，表示不同意，就争辩道：“《野草》只是个内部刊物，文学交流，谈不上非不非法。”
   双方争论了一阵，主审警官就说：“好好，那就《野草》案嘛。”
   审讯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 《野草》文学社的组织形式是否具有非法组织性质？是否有较为严密的章程及入会手续？这太可笑，因为《野草》们的交往很松散，几十年一直停留在“以文会友” 的层面，所以我实事求是地否定了。2.花大量时间纠缠历史过程，比如《野草》那年创刊，那年复刊，哪年改刊名，谁和谁怎么认识的？杂志上的作者情况，主要和次要人物，笔名和真实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等。我拒绝回答，我说牵扯到《野草》作者的情况，你们自己去调查，我是不能回答的。
   老威：老《野草》们几乎是笔名，要警察自己查清，还比较麻烦。
   陈墨：但也有极个别真名。他们正是这样顺藤摸瓜，先后传讯了殷明辉、无慧、维才、雨樵等人，有的还不止传讯了一次。
   老威：也就这么回事吧，让当局摸清一帮秀才的情况又能咋样？如今毕竟不是毛时代。
   陈墨：他们最后追问我的工作单位和经济来源，我说这与《野草》案子无关，我有权拒绝回答，由于我的口气显得急迫，激发了他们的种种想象，认为有欲盖弥彰之嫌。
   老威：欲盖弥彰？
   陈墨：在抄家过程中，他们搜出了三张《房产证》，房主分别是我爱人李明达，以及她厂里的出纳和会计，并且还有收房钱的字据。
   老威：这的确与《野草》无关嘛。
   陈墨：我当时本能地产生了戒心，因为从审讯中，我渐渐明白，要从《野草》中找出漏洞，定我的政治罪，可能没那么容易。社会还是在进步，至少在面子上，当局还是在强调“依法治国”。公安编不出非法和反动的证据，那检察院、法院也通不过。所以，公安机关面临新形势，不得不改变策略，政治上寻不出突破口，就从其它方面搞垮你，比如在网络上激起公愤的“刘水嫖娼案”。刘水是中文独立笔会成员，在网上发表了大量抨击社会丑恶的时政文章，被深圳公安视为眼中钉，却无可奈何，就蓄意制造了“嫖娼案”，将刘水劳教两年……
   老威：大约在七、八年前，上海著名诗人陈XX 被公安机关“现场捉奸”，关押了8个多月，从此脸面扫地，精神垮掉了。陈XX 我见过，小个子，老实巴交，就因为他曾是海外反动杂志《倾向》的国内编辑，公安老是找他的麻烦，却碍于国际影响不便直接下手。于是迂回作战，雇了一个鸡，去和陈XX 交朋友，双方逐渐混熟了，陈XX就领她上自己家。不料这厢刚一入室，公安就破门捉奸，把陈XX搞傻了。
   陈墨：我过分戒备，因为如此下三滥的手法令人汗毛直竖。但是，我越拒绝回答，他们越认为抓住了把柄。终于在几个月后，他们对我爱人下手了……没想到嘛……
   老威：从凌晨3点你被释放回家的情况看，他们没在你身上捞到什么。
   陈墨：11 天之后的6月20号上午，我被传讯了第二次，在成都芳草街派出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放出来。审讯单位还是一处，开头还较客气，后来态度就变了，很粗暴。因为他们已根据《野草》上的某一真实姓名寻到线索，并由此追踪，掌握了较详细的情报。紧接着的21、22、23、24号，雨樵、维才、无慧、邓垦又被传讯，重复审问了《野草》的组织性质及形式，经费来源，有无海外资助，一期印多少本，发行方式等等。
   老威：这些我大致了解。当时人心惶惶的，大伙聚一起喝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海外的万之、黄翔、郑义等作家还提名《野草》群体为笔会“自由写作奖”的候选者。我记得你像一个闷葫芦，总是坐在那儿不吭气；蔡楚让你写写事件始末，你也迟迟不动笔。
   陈墨：我生性好静，不想做新闻人物，更不想因此而接受海外采访，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风雨雨就过去了。我根底上是个读书人嘛。
   电脑和其它东西都要不回来，按《扣押清单》上的单位找武侯区刑警大队，推说一处管；找公安一处，门也不让进，太窝火了。
   一直拖到2004年12月份，一切风平浪静，我仍旧懵懵懂懂地过日子。许多朋友问我《野草》还办不办？我总是回答：再拖一段时间。
   我永远难忘2004 年12月9号下午5点，我爱人李明达刚开门进屋，随即涌入十几个警察。其中有第一次抄家来过的，也有从未露过面的。《搜查令》宣读后，我还以为抓我，就主动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来人回答：“七处，就是经济犯罪侦察处。”接着直奔我们的卧室。这次抄家与《野草》和书籍无关，主要目标是《房产证》、帐本、存款、各种字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