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写字桌上，长期摆放著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三卷令人敬畏的巨著蒙著灰尘，静静地注视著我──古铜色的封面，睫毛般眨动的铁丝网──我不得不将头掉开。我明白要啃完这部著作，不仅需要时间、耐力，更需要相当的承受力，有些东西，只要瞥一眼就知道它的份量。

   就其语言、结构和处理事物的观念，索尔仁尼属于那种过时的大师，在他的背后，站著更加过时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以当代人速食式的阅读速度，永远也不可能完整地把握住他们的作品，况且，“把握”了又有何用？现实生活本来很累，再加上历史的记忆，我们的灵魂就只有趴在地下喘气的伤了。只要花半天功夫，浏览一遍人民南路附近的图书市场，就知道教大家活得轻松的哲学充斥著社会的每个角落，我们摇著怎样一个无根底的精神空间啊，泰戈尔和奥修，两个面目雷同的极乐老头居然来自灾难深重的印度！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欺□和被践踏的》开篇，写了一个比魔鬼还瘦削的老人，他牵了一条同自己一样摇摇晃晃的狗，哮喘著走进小酒吧坐下。老人只剩一张活动的人皮，一股风从内部呼呼鼓荡这张皮。后来，老人和狗都在桌边打盹，老人的帽子遮住脸，白发散垂下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太阳偏西，酷肖主人的狗感觉到冷，就站起来，牵狗的绳子从老人手里滑脱，他像家俱一般坍塌，狗闪电股溜了……

   我不忍卒读。隆冬。手脚麻大。起自内心的西伯利亚寒风刮了一夜，垂死的狗与老人这一对意象如尘封的手铐锁住我的双腕，翌日中午，我方从噩梦里解脱，但这种异国的牙痕却保留了若干年，直到类似的体验从《古拉格群岛》里降临。

   非常实在的反文学的记述，几十种详尽的逮捕方式。深夜的逮捕。直截了当地宣布逮捕。火车站，你准备去南方旅行的前夕，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走进候车厅，转瞬之间，就注定你这辈子别再做旅行的梦，班房里去回味轰隆隆的火车节奏吧。大剧院里功勋女演员的逮捕，她的白马王子坐在前排欣赏舞剧，疯狂地鼓掌，耐著性子等待献花、落幕，然后带她去克格勃总部。办公室的逮捕，领导约你单独谈心，阳光灿烂，你还认爲是晋级呢，结果是便衣特务坐在领导的椅子上。街头的逮捕，有人挂著久违的笑脸穿插过来，老远就亲热地叫你的小名，“喂，老朋友，我们去喝一杯怎麽样？”你懵头懵脑地上了黑轿车，驰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索尔仁尼琴写道：“群岛像星星散落在宇宙里，什麽时候回来，或者永久不回来，只有上帝知道。”

   悲愁而漫长的伏尔加河，已经看惯了变幻无常的人的命运。从索尔仁尼琴的位置回望陀斯妥耶夫斯基，犹如两个囚徒出隔墙相对，朝代和世纪变了，流放和坐牢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而从我们的位置旁观这两座陈旧的精神牢狱，能否从它们的整体布局和细部历史房间的设置上，抽象出一种残酷的美来？哪一种更永恒？卡夫卡的《城堡》是一道攻不破的哲学命题吗？

   许多作家热衷于用作品解答命题，瞎子博尔赫斯爲他们提供了相当深不可测的背景和理由。然而以囚徒的眼光来看，监狱就是监狱，有四面墙，有铁窗和铁门，天也被挤扁，这笼子绝对不会给你留半点想象的余地！有谁愿意自毁双目去冥想，去体验或构置博尔赫斯式的迷宫呢？

   这世界对于一个盲人的确是迷宫，爲了逃避耻辱的记忆，逃避现实的冲撞以及粉身碎骨的幻觉，若干明眼人掉了进去──这即不是历史也不是现状，而是涵盖两者的艺术。

   韩少功写了《马桥辞典》，用一种形式感来统率记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是从普遍的现实向艺术提升的范例，小说主人公因爲娶亲、贫苦等起因，由被动卖血到主动、习惯卖血。作品的高潮是“爲了吃一回猪肝而卖血，”在高潮里，余华放弃了卖血的真实性而进入了“虚构”，这骇人听闻的“艺术”难道就是对真相的异化吗？相对于这种步步设置杀机的人生故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细节平淡、冗长而沈闷，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简直就是一堆有待提炼的材料──但它们象征著一种代价，人类爲了坚持自己的尊严以及思考的权利所付出的沈重代价。

   世纪这种又将敲响，在时间的峰巅之上回首，一切都在解构之中重组，包括世界的秩序。而在中国，解构是最大的时尚，一批批文化巨子被发掘出来，然后迅速过时，当苦难和种族的耻辱感也逝爲一种往事，爲了眼下的世俗功利而“解构历史”就成爲必然──世间万物都能够变通，解构历史使之经得起多次消费。

   卡夫卡和柏林墙不就成了消费品吗？以卡夫卡命名的书店、酒吧和Ｔ恤风靡全球；柏林墙残垣同圆明园遗址一样，成爲旅游胜地，那麽过时的大师们呢？是否也相当于知识份子书里的柏林墙，手碰上了，翻阅一下，成爲一个讨论的话题，而有时，手碰上了也不翻阅。因爲这个话题已经讨论过了。

   讨论过了，这种对于历史的冷漠口吻才是真正可怕的。它是消费性遗的一种征兆。知识份子是职业吗？取消思考，年复一年地从事同一工种，讨论历史也是混饭吃的工种。

   我明白这一切的根源。

   索尔仁尼琴说，你会感到恐惧。

   10/16/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