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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作家张紫葛(下篇)

   廖亦武

     采访缘起:至2004年1月6日下午,对张紫葛先生的马拉松访问已进行了一半。阳光透过大学校园的林荫道,星星点点地飘洒着,我和上个世纪70年出生的诗人蒋骥一道,行色匆匆地赶路;而在另一端,张先生从午睡中刚刚醒来。

    我们入楼上二层,按响了张宅的门铃。开门的是70多岁的石琼生老人,他自称是“学生”,经常在此照顾老师的起居——这大约是我见到的最老的一对师生了。

    室内一派昏暗,拉亮日光灯,张先生一身蓝布中山服,正襟危坐于迎门的旧沙发。“廖先生?”他微笑道,随即我们紧紧握了手。

    我介绍蒋骥,并提出给他照个像。张先生的胸脯触电一般挺直了,还摘下圆顶鸭舌帽。“状态不好,就不拍了吧?”他说。“拍也可以,不过不能发表出去。”

    “为什么?”我表示疑惑。

    “我的书上有正在创作的工作照,挺精神。”他说。“而现在的这身行头,像个倒霉的劳改犯。”

    蒋骥识趣地收起像机,张先生才放松了。稍后说到激动处,还把帽子朝后直掀,露出宽阔的秃脑门子,身子也如充足了气,不倒翁一般左右摆晃起来。

    我和蒋骥不由自主地交换眼色,感到很可惜。

   

    张紫葛:四川省第二监狱在重庆南岸的弹子石,对外的招牌是某某某某信箱。中国所有的保密单位都以信箱为代号,其实类似掩耳盗铃,因为附近的老百姓都晓得那是啥地方,出产的是什么。

    老 威:我也在二监呆过,知道里面的工种分翻砂、铸造、金工、钳工等。

    张紫葛:造驱动﹑变压等各类大型电器,低成本高效率,很赚钱。当时还有女子队,做服装。

    老 威:里面有几个大队,多少犯人?

    张紫葛:大概有6个大队,每个大队辖4个中队,我估计内圈至少关了5000余人。因为我是教授,文化最高,被狱长封为大组长,管日常事务。同看守所比,算飞黄腾达了。全体犯人就一个大厨房,灶台之大,可以并排走两个人。一把锅铲长约四、五公尺,锅盖用绳子往房梁上吊……开饭时,一条木杠抬大半人高的粗桶,热气腾腾,桶跟前排一个中队,一长溜,起码有一两百人。

    老 威:很壮观吧。

    张紫葛:四个粗桶都抬出伙房,然后由小组到大组,层层上报到我这儿;而我又转身立正向管理干事报告:应到多少,病号多少,缺席多少,实到多少,请政府指示。于是上峰下令“开饭”,我这个高级传声筒又一个转身立正:“全体听口令!预备!开饭!”

    四条长龙依令向前蠕动,无论食物干稀,每人一勺。稍后,上千张嘴在同一时刻吧哒吧哒作响,我举目望去,觉得在大学里也没如此威风过。有一次,大队长巡视盛宴,竟对垂手作陪的我感慨:“张紫葛,你他妈这个反革命教授,统领过这种饭桶部队吗?恐怕美帝国主义看了这排场,也会发抖的。”

    老 威:这家伙挺幽默。

    张紫葛:工农干部,没啥文化,却喜欢开玩笑。还有一次,他弓下腰去摸一个犯人的胸脯:“哦哟,多么资产阶级!还装假乳房!”没料到该犯反应贼快,竟投其所好地起立道:“报告政府,这儿是真的!”“是么?”大队长笑着又捏了一把,“狗日资产阶级吃得太好了,妈个屄”

    老 威:当众耍流氓么。

    张紫葛:大伙都笑得肚子疼,羡慕死了,那气氛如军民联欢。只有我们的管教干事马着脸,他是个长相清秀的小伙子,我私下取了个绰号,叫“普西金”。当时象普西金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同大老粗有矛盾,我夹在中间,与大队长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有一回,两名死缓犯人借加夜班之机逃跑,与他们同一监舍的人均受株连,统统上手铐脚镣,打入小间。我是当晚总值星,几乎难逃劫数了,幸好我事先向大队长递了“死缓犯不宜加班”的书面报告。

    两逃犯不久就被抓了回来,枪毙了。大队长借着这杀气腾腾的氛围,召集犯人大会:“你们晓不晓得外面的形势有多严峻?饿死了成千上万!连树皮、草根都弄来吃,或许还吃不着!而你们这些阶级敌人,都有基本口粮,至少有玉米芯子和土伏苓填肚皮。狗日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还逃跑,拿我们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不当回事!”

    接着,他挨着点犯人组长的名字,命令发言。狱中发言自有先大道理、后小道理的流行套路,于是组长甲开腔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

    岂料话音未落,大队长却喝断:“马克思列宁教育你什么啦?不要脸的东西。来人,给我上脚镣!”

    那倒霉蛋杀猪般叫屈,但70多斤的八卦重镣依旧叮当奉上。

    组长乙在闻风胆寒中继续:“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

    大队长照样拦截:“毛泽东思想教育你什么啦?给脸不要脸,来人,上脚镣!”

    没一会儿,就有七八个组长被大铁镣钉住,直挺挺地趴地上。会场鸦雀无声,连一只苍蝇的嗡嗡也清晰得令人毛发直竖。

    我浑身被冷汗湿透。终于,大队长喊道:“张紫葛!”

    我立正答到。大队长又盯了我几秒钟:“轮到你这个大组长了。”

    我再一次立正答是,连声音也哆嗦了。可普西金却瞅瞅手表,出面解围:“时间不早了,张紫葛,你明天再继续发言吧。”紧接着又宣布:“散会。”

    大队长的脸色气变了,却不好当众发作。

    老 威:一个普通干警敢为了你驳上司的面子?

    张紫葛:我初入监狱时,狱长亲自召见我,认为我“在大风大浪中没站稳立场,但经过改造还有前途”。加之多数干事对我优待,所以大队长也不能太过分。

    老 威:混得不错。

    张紫葛:人在屋檐下,岂敢不低头?比如某个夏天,某个女干部坐在过道上纳凉,见我过路,就故意一摆腿,把拖鞋甩到大太阳底下。我就得闻风而动,窜过去捡起鞋,满面笑容地替她穿上。如果她再甩,我就再捡回来替她穿。

    老 威:您曾经是为人师表的教授,咋沦落如此?

    张紫葛:她也这样问,并且叹息:“张紫葛,你真的变了。”我心里说:“是变了,犯人就得逮住任何一个讨好政府的机会。她却叫我跟着进值班室,边吹风扇边问我还认识她不?我想了半天,又经反复提醒,才记起在几年前一次有苏联专家参加的舞会上,曾有个姑娘邀我跳了一曲舞,她说:”你那时多傲气多浪漫。“

    往事如烟,如今角色掉换,该让我受宠若惊了。接着,她又逼我汇报当时的想法,为啥对她爱理不理的?我无言以对。她就优待俘虏,奖给我4个白面馒头和一床凉席。我已经大半年没吃白面馒头了,真是山珍海味啊。

    后来,这事被大队长晓得了,就训斥我:“你这张好吃的屄嘴!”还要我交待凉席的来路。我没法子,带他去找她。她与他当我面吵起来。她说:“凉席不是我的,是张紫葛老婆探监送的,你想咋样?”他说:“张已交待,你违纪了。”她顿时火了:“我违纪?我又没把女犯弄出去睡觉!”

    大队长下不了台,一跺脚转身就走。

    老 威:她内心对你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吧?

    张紫葛:应该不是男女之情,因为我灰头土脸,又瞎了一只眼睛,而教授的风光已一去不复返。逢年过节,她总是命令我担任乐队指挥,去为舞会伴奏。一张顶天立地的幕布把乐队和舞池隔开,我站在中间,半边脸欣赏干部和家属们翩翩起舞;半边脸瞅着穿囚服的众乐手,指挥这些苦着脸的家伙尽可能把舞曲奏得热情似火。首席小提琴是个极右派,曾红遍大江南北,此时却像拉肚子一般,蹲在地上拉琴。曲名叫《共青团员之歌》,五十年代非常流行,大家伙一唱,就如共产主义马上在自己手中实现了。

    在彩灯的辉映下,舞池里人越聚越多,下饺子一般,在沸腾中陶醉。有领导还赞叹舞曲太棒了,太鼓舞士气了。却没料到制造气氛的却是一帮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牛鬼蛇神,并且泪流满面。因为他们从前都是革命青年,曾经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还唱着歌,奏着乐去街头迎接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比爹妈还亲啊——我记得奏最后一支曲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时,我都泣不成声了。

    老 威:我可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张紫葛:时过境迁嘛。

    老 威:你在牢里可一点没闲着。

    张紫葛:改造嘛,就是折磨肉体,净化灵魂。不过总的来说,二监的管理还比较人道,算我的一段幸福时光。听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狱长因优待犯人,上了右倾的贼船,被撤职了。干部大调整,监内重犯,一部分发配到新疆,一部分送深山里烧硫磺,还有一部分,包括我,去了本地的华莹山。

    那是1960年8月,监狱里先把死缓和无期犯人钉上大脚镣,押上密封车带走。而大队人马被武装押解着出了内圈,在一小门口排队。大门外的卡车倒过来,直抵小门,众犯被点着名,两人一铐,依次上货箱,如待宰的猪进了铁丝圈钉的笼子。

    几千人的“活动监狱”按部就班地出发了。一天一夜,每个犯人的干粮只有两个冷馒头。从重庆南岸到北碚,只几十里的路程,却从清晨走到午夜。这是秘密转监,不能过大桥,众犯一下车,即被赶入两个篮球场子大的北碚公共体育场,几千人肉贴肉地立正报数,监狱政委登高宣布宿营纪律XX条,违者格杀勿论。

    体育场的四周,巨大的探照灯交叉扫荡着,机关枪和哨兵更是时刻警戒。“卧倒”的口令一出,人们象被龙卷风刮过,呼啦啦地倾伏。山呼海啸中,身体压身体,宛如麦地的秋收,一排麦穗枕着另一排麦杆。大小便者,必须要在水桶粗的光柱中举手报告,经应允,方得起身,由几支冲锋枪指着,直线插入中间的小道,再由小道穿过持枪警察排成的走廊,抵达临时茅坑。沿途埋头快走,不准东张西望。

    捱过五更,我才在饥肠漉漉中迷糊了一会儿。天不见亮,众犯依命列队,搭渡船过嘉陵江,再上囚车,抵三河坝。这时才每人发一个混合面馍馍,算开拔以来的第二顿饭。接着走毛坯公路,又窄又滑,汽车开不了,就换马拉大车。马不够,大队长就以押运为名,向老百姓强行征用,激起众怒,几乎与马夫打了起来。

    到了华莹山脚下已近黄昏,坡太陡了,下巴朝天也望不着顶。这儿是个极大的煤矿,好象剥开一层薄薄的山皮,里面全是煤炭。煤质又好,亮晶晶的煤油浸得遍山都是。当晚就在山下露营,接管我们的矿部政委出面训话:“龟孙子们听着,这儿不比重庆,你们不是来享福的……”听这种口吻,众犯的心算凉到底了。

    又饿又脏地蜷曲到次日晨,才吹哨集合;一人喝了一碗稀饭后,开始分队,认识新干部。这座山开了4个矿井,半山腰是3井,再往上,靠近山顶的地方是1井和4井,2井则高踞山顶。我被分配到2井。好几百体力稍好的犯人,把陡峭的山道爬了大半天,喘息方定,就跟“老犯”进洞实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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