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作品选编：高氏兄弟:再访上访村

高氏兄弟:再访上访村

   一
    自从今年2月与老廖一同寻访上访村以来，各地赴京上访的人员有增无减。而随着一次次政治月经期的来临，北京当局展开了一波波大规模的捕押、截访、遣送上访人员的活动。尤其是针对未遂的9•18大游行展开的对上访村的大搜捕使上访村的“空气”变得更为紧张、恶劣。据说上访村的人数已经锐减三分之一。前不久老廖来电提议合作编著一本关于上访村的书，我们也认为很有必要，于是欣然同意。
   2004年10月16日。上午10点多刚起床不久，耶鲁大学的康正果先生打来越洋电话问及我们与老廖正在合作的《中国上访村》一书的图片情况，他说出版方已决定出版此书，希望尽快看到图片。刚放下电话，就接到了老廖从成都打来的电话，老廖再三强调一定把图片弄丰富点。康、廖二位都对《中国上访村》一书的图片资料寄予厚望，这使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些新的图片，于是，我决定立刻动身，再去上访村探访一次。
   说去就去。我胡乱吃了点东西，为了不引人注意，随身只带了一部小型数码相机就出门了。随同前往的还有我的一位助手。此时已经接近中午12点。因为有第一次与老廖一同寻访的波折经历，这次则算是轻车熟路，从通州云景里乘938到北京站，然后转20路公交车直奔离上访村不远的永定门火车站。
   在拥挤不堪的公交车上，回想起上次去上访村，村民们群情激昂险些失控的局面，我在心里盘算着这次怎样才能避免出现类似上次的情况，以免招惹麻烦。因为这次的形势与上次不同，官方对上访村的监控已经升级。再次出现众人聚集，群情激昂的局面，很可能招致当局的镇压。如此妄动，不但不能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反而大家都要吃亏。
   大约1点半，我们到了永定门火车站。这里依旧像是民工、商贩、乞丐以及各类疲惫的旅客走过场的电影场景，人们背负着沉重的行囊，在站口出出进进。我们花五元钱雇了一辆三轮“京牛”，几分钟之后就到达了上访村。
   表面上看来，这里与8个月前我们上次来访看到的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灰土土的街上行人不多，村口的小杂货店依然冷冷清清。我们并没有急着进村，而是像过去革命电影中接头的地下工作者似地装做无所事事样子坐在路边石头崖上观察周围的动静，看是否会被人盯梢。然后在助手身体的掩护下，我掏出相机悄悄拍下上访村的外景便悠悠荡荡地进村了。
   二
    过了小卖部便是曾经和老廖来过的那个三角地。一洼洼的脏水一堆堆的垃圾仍然散发着令人头痛的恶臭。偶有几个无精打采、表情木然的行人从这里穿过。我首先想起了上次在这里见到的那位起初怀疑我们是密探后来第一个接受老廖采访的女人，那一天，她为了感谢我们倾听她的悲惨遭遇，在我们最后告别上访村时，她从那些送我们到村口的村民中悄悄遛出来，在茫茫暮色中追上我们，又送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此时，我仿佛又听到她那倔强、悲愤的声音：“我已经上访了十几年，只要是活着，不被打死，就要告！”我想再次见到她，为她拍照，了解一下这些日子她上访的情况。然而，来到她租住的那个简陋的小屋门前，迎接我们的是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我想向她的邻居打听她的消息，但与她的房门紧连着的一排房门也都紧锁着。无奈，停留了片刻，对着她的屋门拍了一张照片后就和助手顺着我曾经走过的路线拐入右侧的小胡同。在胡同深处，有几个陌生人迎面过来，其中一人看到我手持相机，便问：
   “你们是记者吗？”
   “不是。” 我说。
   “那你们是干什么的？是租房的？”
   “不是。”
   “那你们是谁派来的？”
   “没有谁派我们来，只是随便拍几张照片。”
   我吱应着，随手把相机塞回口袋，拉着助手继续往前走。隐约听到他们在我们身后嘀咕着，大意是说：这又不知道是谁派来摸底的。
   我们拐弯走进另外一个胡同里。几个妇女正站在各自门闲聊，见我们走来，一位妇女首先开口问道：
   “你们是找房子的吧？”。
   “不，是拍照片的。”
   “那你们肯定是记者了？哪个报社的？《人民日报》的？”
   “我不是记者，也不是什么报社的。我和作家朋友来过这里，今天来想拍一些照片，可以吗?”
   “你拍好了，能发表出来更好，让上级了解了解情况，看看老百姓是怎么过的。”
   “你们是上访户吗？”我问她们。
   “不是。”他们一起回答。
   “我们是这里的房东，租房子的，找上访的话到前面去找，那边都是。”说话的女人随说随用手指了指我们进来的方向。
   “你们看看我们这里脏成什么样了，到处臭烘烘的，也没人管。你们看看村口的厕所吧，多脏啊，那些上访的都在里面洗澡，进去就不出来了，叫也叫不出来。”
   “她们也挺惨的，没钱，又老挨警察的打，哎！政府也不想想办法。”
   “我看你们不是记者，肯定就是上级派来暗访的，那就多拍些照片让政府看看，给老百姓解决点问题。”
   ……
   几个妇女七嘴八舌的说着。
   知道她们不是上访户，我们与她们随便聊了一会，便告辞转身往回走。
   我们来到了上次和老廖来访时见到的那位因女儿惨死而从东北来京上访的女医生的“家”门前。见屋门半开着，我忍不住登上台阶敲了敲门，想看看那位妇女是否还在。里面没有人应声，我推开门发现屋里的布局有些变化，原先的大通铺缩短了一节，当时在场的另外几个女人也均不见踪影。
   “找谁？”一个倒在床上面孔陌生的妇女冲我冷冷地问。
   “请问这里过去住的人现在去哪了?”
   “不知道。” 回答同样是冷冷的。
   我赶紧道歉退下来，疑心记忆除了问题，找错了门。
   “是这个门吗？”助手问我。
   “没错啊？”我踏上隔门的台阶打探。高台上的房门也是半开着的，里面有四、五个枯瘦男人的身影，一位长者躬着身子正站在屋门口的炉灶前弄饭，另外几个懒洋洋地倒在床上正在谈论着什么。
   “请问隔壁过去住的几位妇女不在这里住了吗？”我问。
   那几个倒在床上的男人停下交谈一起把目光投向我。
   “不知道。”那位长者不冷不热地答道。
   我不大死心，继续问道：
   “她们其中有一位死了女儿的中年妇女，是个医生，过去我来的时候她和另外几位上访妇女就住在隔壁。你们知道她们的下落吗？”
   “不知道。”这次是他们一起回答。显然，他们对来访者既不信任，也无兴趣。也许，他们把我们当打探情况的奸细了。我本想拍张照片，但看着他们冷漠、警惕的样子，最终打消了为他们拍照的企图。
   我们继续往前走。此时，我一方面希望走访几个上次来拍摄、采访过的老上访户，了解一些他们的近况，另一方面又有点心有余悸，担心在村里逛荡久了会被人认出来，再度出现众人聚集哭诉冤情的局面。
   看到迎面走来几个行人，我不禁把露在外面的长发塞进外套的领子里以掩饰我的特征。助手一旁开玩笑说：“没事，别这么胆小怕事，别以为人家都在注意你，这些人可能都是后来才住进来的吧。没人认识你。”
   前面不远处，一个男人正蹲在路边的茅屋对面发呆。对我们的到来他没有一点反应。我们好奇地在他身边停下来，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堆满杂物的茅屋里，一台“雪花”飞溅的破旧电视机荧屏上正播放着一个女模特骚首弄姿的广告节目。如果不亲眼目睹，这种场面实在难以想象：一位穷困潦倒几近麻木的男人和他不得不蹲在门外看的电视的“家”。这是一个真正像鸡窝一样的茅屋，是用破烂木版搭建起来的，不足三、四平方米。一张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的板床几乎占据了全部空间。这个场景使我忽然想起了前苏联流亡西方的艺术家卡巴科夫以装置艺术的名义复制的斯大林时期的集体农庄，我不太了解斯大林时期的集体农庄的真事状况，但从装置艺术的角度来看，眼前的景物以及这个不大不小的上访村远比卡氏复制的集体农庄更为触目惊心，更具震撼力。
   我悄悄从口袋里掏出相机对着电视、茅屋按下了快门。
   “快走吧，他听到快门按的声音了。”助手说着拉着我就走。
   这时，那个男人才抬起头警惕地打量我。
   我们继续往前走，在村北一个胡同口停下来，看到胡同深处有几位妇女正坐在一起聊天，我想拍下这个场景，刚举起相机，妇女们就站起来朝我们迎面走过来。
   “你们是不是记者？如果是的话就听听我们的冤情，写出来，登出去。”
   “不是，我们不是记者。”
   “不是记者拍照片干嘛？”
   “也许有用，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吧。”.
   “干嘛用?你们是代表谁来的？
   “谁也不代表，只代表自己。”
   “那你能干什么？能解决问题吗？能解决问题的话就看看我们的材料。”
   面对她们的询问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重复给她们解释：
   “我们不是记者，也不代表任何人，我来过这里，我也上访过，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想做点对大家有所帮助的事……我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不能承诺什么，但我想尽点力，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想拍些照片。”
   “拍吧，我们什么都不怕，不管你是谁派来的，你只要能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反映上去就行。”
   “来过一些自称记者的人，又拍照片又采访，走了一点问题也解决不了，有的还反而拿我们的材料陷害我们……谁知道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都被他们抓走好几次快被他们打死了，你把这些事写出了登出来，告诉外国人也行。”
   “你能帮着解决这些问题吗？”
   “政府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也什么也不怕了。”
   她们七嘴八舌地把我们让到了屋里。这时又有几个妇女围到了门前。我担心发生上一次的情况。我说：
   “你们不怕，我还害怕呢。我只是想拍几张照片，不想找麻烦，惹出事对大家都不好。”
   “你害怕啥？你又不是上访的，我们整天被抓挨打都不怕！”
   “我当然害怕了，政府、警察他们有警棍有枪有监狱，还是小心的好啊！”我半开玩笑地说。
   进屋后我和他们并排坐在地铺上，我想和她们距离近一点，好使她们平静下来。我的身体语言果然有效。她们说话的语调渐渐平静下来。其中一位妇女指着另一位妇女说：“先让她说说她的情况吧，她最惨。”
   那女人看上去四十多岁，她小心翼翼从身上拿出她写好的一张申诉信递给我。
   “我本来不会写字，为了上访练习写，费了很长时间才写好这封信，你们能给我解决解决吗？”说着，她开始啜泣起来。
   “你看你，又哭了，光哭有啥用，赶紧给记者讲讲你的事呀。”另一位妇女催促她快说。
   看到那位妇女激动的样子，我不忍心让她对空抱希望，我说：
   “我真地不是记者。要不就不用说了，这份原稿自己留着，要有复印的材料可以给我一份。”
   “你拿着吧，我再写。” 说着，哭泣的女人又拿出另外一张递到我的手里。
   我是一个感情脆弱易受感染的人，看到这位已经哭肿眼睛的妇女在眼前流泪，我也忍不住鼻子发酸。我说：“好吧。”见她固执地给我，我就接过来看。那是一些非常稚拙的字迹，尽管有多处补写的小字插在漏写的地方显得有点拥挤，且有很多错别字，但每个字都写得规规整整，想必这位妇女写这份材料费了很大的心血。一张纸上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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