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这段文字出自1996年提供给美国空军的论文，写作于“国防部学术自由的学院环境中”。这篇文章声称展望的是2025年的情形，但如果相关技术如果不是已经存在，这种“预测”是不会做出的。
   
   
   
   信息整合中心

   
   信息整合中心是一组接受所有信息并加以整合的智能卫星。在信息整合中心中，驻留的智能软件将运行决策支持工具，把数据关联融合成有用的信息，识别信息中的不一致，并且搜寻数据以补充信息缺失。
   
   植入微芯片
   
   植入脑中的微芯片有两个功能。第一，它在人与信息整合中心之间建立联系，在使用者与信息资源（实时数据集合与档岸数据库）之间建立无间隙的界面。本质上，芯片是把处理过的信息从信息整合中心传达到使用者的中继站。第二，芯片基于使用者的需要构造电脑产生的心理图像。这个图像包括使用者，并使他能了解自己在所选战场中的位置。
   
   为什么需要植入微芯片？ 其它方法，比如特殊设置的舱室，特殊的头盔，或者墨镜可以被用作使用者与信息整合中心的界面，但微芯片是最可行的。两个实际的操作上的考虑支持植入芯片的使用，不利于更大“物理”装置在此信息情境中的可行性。
   
   首先，未来的操作需要高度灵活机动的军事力量，为随时出现的投入空军力量的要求做好准备。芯片给予军队传达军事行动，形像化军事行动，和继续军事行动的能力。不得不操作一个“物理”平台或空间将影响机动性，滞后紧急的任务。美国空军必须为在极短时间内通知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机动或特殊的战斗行动做好准备，其中很多任务可能是直接从美国本土以外布置的。
   
   其次，一个物理装置会成为一个易受敌方攻击或暗中破坏的目标。芯片与信息整合中心所构成的高度机动性的信息操作中心对于敌方攻击则更易于隐蔽。这些原因不利于在此信息情境中使用一个大型物理装置。
   
   如果这是一个使用芯片的合理的逻辑，一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使用特殊的墨镜或头盔？”回答很简单。植入微芯片不需要安全检查以确定正确的人是否连接到信息整合中心，而舱室，头盔，或墨镜需要另外的浪费时间的进入控制机制以确定个体的身份和信息情境中的控制级别。
   
   另外，对任何司令官，决策者或其他军事人员调查他们是否喜欢总是佩带BP机或“砖头”。最可能的结果是，很少有人喜欢佩带一件装置。为进入信息情境从而控制美国空军必须拥有一件关键工具，这不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状况，因为人们会放错或丢失头盔或墨镜，甚至更糟，敌人会偷走或毁坏。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负担。
   
   伦理和公共关系问题 植入装置到人体带来伦理和公共关系的问题。尽管这些关心可在今天的思维中找到，但也许在2025年将不再是问题。我们已经向接受植入技术演化。比如，军队现在要求其成员接受强制性的生物有机体注射（比如流感疫苗）。在社会上，人们接受机械心脏和其他器官。社会已经渐渐接受大部分这些植入为生活中的事实。到2025年，可能医学技术将发展出神经芯片，使得截肢者能够控制假肢，或眼芯片使盲人能看见。大众将非常可能接受植入微芯片以使军事成员保卫重要的国家利益。另外，美国军队将继续是志愿军，自由接受芯片，因为它是控制技术的工具而不是控制人的工具。
   
   
   
   
   
   “它是控制技术的工具而不是控制人的工具”，很明显，这篇文章的作者也知道，人们在读到这段文字时不只会明白他们想要说服人们这种技术有多必要，而且也会想到，这种技术可被用于控制人。而且在一项技术被认可之前，一定有多年的用于人类被试的秘密实验。所以微芯片在1996年以前的很多年中就已经被植入普通人的大脑中了。为了控制行为，就必须能够读取和控制大脑。没有办法把行为控制从精神控制中分离出来。这样的技术在宣称有效的同时必定导致滥用。至少在秘密实验中，可植入微芯片已经被用于精神控制了。
   
   “植入装置到人体带来伦理和公共关系的问题。尽管这些关心可在今天的思维中找到，但也许在2025年将不再是问题。”这个预言使人不寒而栗。伦理似乎仅仅是人们的成见引起的，是一个军方的公共关系问题。“社会已经渐渐接受大部分这些植入为生活中的事实。”于是他们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制造既成事实，以为这样社会就会接受。他们也许不明白，人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是无法被既成事实改变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自由的，部落首领，奴隶主，暴君一个接一个的扮演过压迫者的角色。这些独裁者完全不明白自由和尊严对于人才是更为根本的，以为权力，金钱，名声和享乐就是生活的一切，于是以为暴力和恐吓就可以使人成为只追求利益的动物。然而如果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的行动和思想，那么对于他来说接受奴役所可能换来的所谓世俗幸福恰恰是罪恶。自由与尊严比生命更重要的，“不自由，毋宁死”，在这样的一代接一代的对一切加于自身的奴役的抗争中，个体的自由在文明国家渐渐成为现实。人从奴役走向自由的历史表明既成事实在违背人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之时并不会被接受的，这也是值入芯片的伦理原则的问题无法被公共关系方面的努力改变的原因所在。
   
   然而人类是自负的，尤其是掌握了最新技术的精英阶层。早在1969年耶鲁大学神经生理学家Jose Delgado就说过，“过去，在威胁和压力面前，人至少知道自己是谁。他的身体可以被伤害，他的想法可以被贿赂，情绪和大众的意见所影响，他的行为可以被现实情境所限制，但他总是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为理念而死，拒绝改变...然而，新的神经科学的技术有着更精致的效果。对大脑的直接操纵使人难以抵御...”他们以为他们的前辈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技术和手段的问题，而依靠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进展，直接操纵人的神经系统，操纵人们的思维，就可以把他们所设想出来的任何奴役加于民众。
   
   “（到2025年）大众将非常可能接受植入微芯片以使军事成员保卫重要的国家利益”。如果这是指以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的理由说服民众接受精神控制，那么很自然的问题是，国家这个共同体所以存在，难道不就是为了保护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吗？国家难道有什么更高的目的，以至于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可以牺牲人的思想自由？其实他们也知道，如果尊重人们的思想自由，民众为了保卫个体自身的尊严和权利不被侵犯，不会接受这种或那种精神控制技术的研究。暴力，恐吓，既成事实，虚伪的道德说教之所以都不可能使人们接受奴役，在于人的世俗幸福和灵魂得救都以其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为前提。所以如果这个预言不是仅仅表达着控制者自己内心的不安，需要一个国家利益的说法来赋予自己的罪恶行径以正当性，那么它只能意味着一种撒旦的自负，认为精神控制技术足以在人们知晓之前摧毁任何人内心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使他像行尸走肉一样生活，以至于在发现之后也不敢或不愿反抗，反倒乐于接受这种技术。
   
   然而精神控制存在的既成事实就像历史上人类不断发现的任何可以用来伤害人的技术一样，无法使人放弃对自由的追求。为了控制民众的思维和行动而不引起反抗，这种新的技术必须做到：一方面使被控制者在行动中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却在自以为自由的行动中选择独裁者希望他们选择的东西。于是可否认性就必须是精神控制技术可行的一个关键特征。精神控制必须是秘密进行的时候才可能是对精神的控制，而不是仅仅对受害者身体的伤害。所以精神控制技术只有不被民众知晓的情况下精英们才能够借之宰制人民。为了使人们达到独裁者希望的目的，为了操纵人的思维，为了进行秘密的未经同意的精神控制，世界各国政府都倾向于否认类似技术的存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秘密的精神控制技术已经大量使用，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也对其所知甚少。
   
   提交给美国空军的这份报告充满了纳粹式的奴役他人，摧毁伦理道德，破坏一切文明遗产的疯狂念头。他们也许应该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需要预期这样一个人们放弃对个体自由的珍视而接受精神控制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不是他们向往的，那么除了企图通过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成就控制民众，使得这样一个纳粹帝国成为现实，为什么没有其它可能？也许他们无法想象也不相信，人有着在他人或自己的尊严与权利被侵犯时会感到痛苦的良知，存在着无法被改变的道德原则，这些都使得精神控制的技术仅仅在不知情的时候使用才具有此前的技术所没有的作用，即操纵个体行为和思想而不引起反抗。
   
   从前人类的个体自由因为人总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渐渐获得实现，今天我们仍然具有这种决定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