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蛙文集：民运领袖杨勤恒──上海作家的牢狱史记（之4）—

杨勤恒先生于1978年参加过人民广场运动，1982年被上海警方逮捕，第一次被判“反革命罪”，入狱两年。监狱地点是上海臭名昭著的关押政治犯的提篮桥监狱。第2次入狱是1994年。他被上海警方以卑鄙可耻的手段栽赃嫁祸、说他贩卖白粉的，再次入狱3年。监狱地点是上海市第一劳教所。他把这里叫做“大丰集中营”。1998年又一次被捕，关在“大丰集中营”里3年。他被中共政府陷害入狱长达8年。为了结束中国一党专政，为中国民主运动，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中国人的光明未来，他失去了自己可贵的青春和自由。然而，他仍在继续努力与独裁政权抗衡。他的精神继续激励着民主运动的年轻一代。

井：我、还有其他的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都希望知道您当年为何　　返回中国，继续承受中共的打压和迫害？

杨：说来话长。就从我去美国说起吧。自从我最后一次出狱之后，生　　活已经不堪忍受了，除了被迫害和监控外，我要面对的第一个残　　酷的现实就是生活。这么多年来我的家人为我付出的已经够多　　了。我的弟弟对我实在太好了。但是，他那时候失业──下岗　　了，根本无法养活我。而且，我对海外的民运充满了憧憬和希　　望。我以为他们在海外才是真正的在搞民运。出于许多的对民主　　运动的希望的幻想，我决定去美国。于是，我直接到美国驻上海　　领事馆。我不是象其他人那样按照程序去办理签证，是第一个不　　按程序办理的人。我什么都没有，连表格也没填，就直接去见领　　事。他接见了我。我道出了我的经历和处境，要求美国领事馆给　　我去美国的签证。可是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后来，我被当局逼　　得实在无处藏身，只好躲到乡下的亲戚家去过活。其实，我的那　　些亲戚都被监视着。所以，我还是不自由。我特意让他们知道我　　的生活其实只是干干农活而已。半年之后的一个黄昏，我的弟弟　　致电我表弟家，说美国领事馆答应我去美国了，要我立刻赶回上　　海。于是，当晚我的表弟就为我买了火车票，我趁他们不在意的　　时候，从浙江老家溜回了上海。

　　美国那边为什么答应我去美国呢？是因为我的真实经历和海外好　　朋友们的帮忙，我才得以成功的。

　　在美国期间，像我这样一个不吃民运饭、到基层打工的民运人士　　是少之又少的。我之所以回国，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海外的民　　运不起色。一些著名的民运领袖，在海外并没有做出什么实在的　　事情来，反而名声非常不好。其实美国人是很支持中国的民主运　　动的。我们自己人不争气。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问我是不是　　跟魏京生他们一夥的？我每一次都得费很大的唇舌来解释我们民　　运人士之间各种关系。

　　其二：是因为美国的中共特务特别多，几乎无处不在。我们队伍　　当中经常相互怀疑、相互攻击。试问，这样的民运队伍能干出什　　么来吗？

井：真没想到。我倒比您更感到意外。

杨：是的。我当初的理想幻灭了。我们在美国要举行一次民运的活　　动，人数若可以超过30个就已经很成功了。但是，我们就是不成　　功。有一次，记者因为人数少，就老把镜头对着我们几个主要成　　员，因为没有别的人在，所以，很无奈。中国的民运最成功的要　　数香港了（举起一只很童真的大拇指）。50万人跟着上街游行，　　试问，谁做得到？你能吗？你做给我看看。他们是真的在搞民　　运。所以，我把理想重新带回来了。我认为民运的主流还是在国　　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海外，三个中国人坐在一起，大家不发　　言、不做事就相安无事，但是，一发言、一做事，好了，那就有　　人去攻击对方、去抹黑对方，弄得大家都无法把事情做好。

井：这种“窝里斗”现象也许就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特征。共产党革　　命时代留下来的文化后遗症吧。那时候不是人吃人、狗咬狗的时　　代吗？文革就撇下甭说了。高行健得诺贝尔奖不是有无数的中国　　人在戳他的脊梁骨吗？说他得这个奖是因为别的原因，说他的　　《灵山》根本不是小说，看不懂云云。

　　据说国内的民运人士成为国家安全局的“线人”的也不少，确实　　如此吗？

杨：嘿，那种“线人”绝对比搞民运的人士更多。

井：为什么呢？都受过中共独裁政权的迫害，也遭受过牢狱之苦，为　　何最后还得跟丑恶握手？被他们招安？我实在弄不懂。我的理解　　是，应该对这个政权更有切肤之痛才符合逻辑嘛。

杨：恐惧。因为他们都被逼得无处可活了，有的是被威胁利诱，有的　　是经不起多次迫害与磨难。很多人因此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一切可　　以赖以生存的手段，所以逼不得已就“合作”了。

井：能否谈谈您在“大丰集中营”里的一些情况？

杨：2001年我在“大丰集中营”里，恰逢春节。李国涛刚被逮进来。　　我们正为了春节“大买帐”──买东西过年嘛。家属每个月都会　　给我们钱，但是不能放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为的是要防我们身　　上有钱逃出去。所以，所有的钱都在军警手里，我们可以去买东　　西，钱就在里头扣除。李国涛他刚刚进来，家属还来不及送钱进　　来，人家都在大买帐的时候，他一个人坐着。我看不过眼，就从　　自己的食物中分给他一箱子食物──方便面呀、腊肠之类的食物　　──给他送去。你别以为我们可以自由来往，送食物是件很容易　　的事情。不是的，我们虽然被关在隔壁的牢房里，但是，彼此不　　能谈话，连打个招呼都不行。我是怎样把一个箱子送到隔壁的　　呢？趁军警不在意的时候，由于我的牢房里都是刑事犯人，他们　　是来监视我的，我就兜着箱子冲到隔壁牢房，把箱子给了李国　　涛。

井：哇，好险啊！

杨：是的，确实很危险。我才不管他们会拿我怎么着呢。后来被通风　　报信了。军警队长得知此事，把我训了一顿，把那个箱子从李国　　涛手里兜了回来。当时我是这样跟他们吼的。我说：“最近不是　　在放电影《红岩》吗，人家国民党时期的监狱犯人都能相互帮　　助，难道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反动派’吗？更没有人性　　吗？”是有用，他们都听呆了。不过，队长后来偷偷地跟我说，　　不能明目张胆地那样“互相帮助”，也不能送那么大的箱子。最　　后，他建议我把东西减少成一小包，然后他帮我送给李国涛。在　　集中营里，共产党自己的工具都有不乏对民运人士充满敬佩之情　　的人。

杨：1994年我受劳教的时候，是在大丰集中营一大队。1998年那一次　　是在大丰第二大队。以前的政治犯是关在一起的，后来是一个中　　队关一个。我们跟刑事犯人关在一起，他们都有笔，而我没有，　　纸也封锁。我就把笔芯藏在棉裤里头，偷偷地写些日记呀、小诗　　之类的文字。直到出狱的时候，我都把这些用烟纸等纸张写下的　　小纸条带出来，连劳教的判决书都是原件的。看到这些小纸条，　　我都很感动。

　　还有，我在大丰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写信被军警训斥。他们说　　我的信文内容有敏感字眼，不允许我写信。我就跟他们吼。另外　　一次，是在劳教所的法庭里。他们的市政保、区政保等人都到齐　　了。我是原告，他们是被告。我自己读申诉书，读完之后我就破　　口大骂，骂他们卑鄙无耻，骂这个卑鄙的政权。四周都是军警。　　他们并没有阻止我骂。

井：那您认为民运的希望在哪里呢？

杨：民运的精神本来就体现在超于政府步伐的。我们这些人已经不属　　于自己了。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的未来，我们匹夫有责。我比从　　前更加成熟了。

井：您最近写了什么作品？

杨：我一直想为“大丰集中营”写一首诗，最近完成了：

　　“为了民主和自由　　朋友们都到了这里……”

（2004.8.27完稿于西渡）